十三 “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玄机（第3/21页）

需要说明的是，应夔丞的父亲应文森在宋案发生时仍然在世。由于应文森、应夔丞父子多次在上海租界牵涉讼案，《申报》有不少关于其父子二人的报道，从光绪时期到民国初年，应文森的名字（包括几个别名）在《申报》出现过300多次。如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1906年6月16日）《申报》提到“应文森、应桂馨父子讼案叠叠”，[312]宣统元年八月十一日（1909年9月24日）《申报》提到“应忠才即应文森”，[313]宣统二年三月十四日（1910年4月23日）《申报》提到“美商用人魏清涛与洋人禄区控应文森、应桂馨父子租地欠银一案”。[314]另外，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陈其美、于右任曾在应夔丞家住过，也认识应文森。[315]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应夔丞为了防止刺宋案万一泄露，将其父牵连进去，因而在构造所谓“特别法庭”陪审员名字时，并没有采用其父之名，而是采用了其祖之名。

“宣告文”暗藏玄机之二，在于其暗示杀宋主谋来自北京。

杀宋之意最初起自何人？案发当时各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起自应夔丞，根据是，宋教仁被刺前七天，即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曾在给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信中有“若不去宋”一语。但如前所析，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早在3月6日洪述祖函中，便已产生杀意，并唆使应夔丞“乘机下手”，造意杀宋者为洪述祖而非应夔丞。

从“宣告文”也可以看出，不论袁世凯、赵秉钧、国民党人，还是后来研究者，都犯了错误。因为在“三月初九日”，“副法官叶义衡”和“陪审员薛圣渡”等，就已经将宋教仁“判决死刑”了，比3月13日“若不去宋”函发出早四天，恰在洪述祖3月6日函发出后三天。显然，应夔丞是在收到洪述祖3月6日来函后才于3月9日决定杀宋。而且，由“叶义衡”（即应夔丞）自称“特别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也可以看出，应夔丞背后另有主使之人，即有所谓“正主席、正法官”在。联系应夔丞在准备寄往各报馆的装有“宣告文”的信封寄信人位置写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这一信息，可知应夔丞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或“神圣裁判机关”，就是“京江第一法廷〔庭〕”。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虚构的，却非凭空捏造，它实际上暗示杀宋是由“北京”决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则指“江苏”。北京方面，在应夔丞的头脑中，就是中央，由洪述祖代表中央向他发号施令；但就事实言，洪述祖才是杀宋主谋，袁、赵与此事并无直接关系，关于此点本书第五章将会详论。江苏方面，就是应夔丞自己，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被抓后曾对看役说：“余甚望早日判结此案，使余得早日进京，总要做一番大事业，汝不信，拭目以待之可也。”[316]若非主使之人来自北京，应夔丞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与应夔丞交好的妓女胡翡云也于案发后在应夔丞家中被抓获，关押三日后被其相识之人保出，胡妓到处叫苦，谓：“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碰和亦必不断；过节后应许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岂不甚好？唉，我真命苦哉！”[317]从这话亦可看出杀宋主使来自北京，并且应夔丞认定北京将会给其奖赏，否则他怎会对胡妓说将要到北京做官？

“宣告文”暗藏玄机之三，是其内容暗含嫁祸于陈其美之目的。

如果说应夔丞在准备寄出“宣告文”的信封上写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泄露了杀宋主谋来自北京这个秘密尚属无意的话，“宣告文”内容隐寓陈其美杀宋，就是有意陷害了。

之所以说“宣告文”隐寓陈其美杀宋之意，是因为应夔丞在其中把包括袁世凯、赵秉钧、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在内的各党各派重要人物都列入了欲加“惩创”的名单之中，却偏偏未将刺宋案发生地上海的前任长官——沪军都督陈其美，和现任长官——江苏都督程德全列入。在明知陈、程与杀宋无关的情况下，应夔丞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要诱导外界将刺宋幕后主使指向陈其美和程德全，尤其是陈其美，以此来达到淆乱视听、嫁祸于人的目的，可谓用心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