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四章所论可知，宋案实际上是由多个案情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刺宋”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件的最终结局。遗憾的是，历来研究宋案者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将“宋案”简单地等同于“刺宋”，忽略了对刺宋以前各环节的研究。这样，袁、赵就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刺宋主谋。而宋案原始证据告诉我们，袁、赵虽然与宋案一些环节确有程度不同的牵连，却与刺宋环节没有直接关系。当时政情也表明，袁根本无须杀宋，至于赵为了“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更是毫无根据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