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玄机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晚遇刺后，按常理，嫌犯应夔丞应当偃旗息鼓，静观事态变化，不料他却有一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就是在3月23日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一函，说他发现一种“监督政党政府之裁判机关”所发印刷品，因事关大局，特将它寄给国务院。应函写道：

应夔丞立正言事：近来各报往往于论调用意挑起政党与政府之恶感，殊于大局攸碍。今发现一种监督政党政府之裁判机关，所发之印刷品虽无深意，可使各界观念因此别有所注。倘果非虚大，可以维持人道，督饬政治之进行，以弭政界之恶感。事关大局，敬以闻。此上政安。三月二十三日快车付邮。[296]

随函附油印品一件，题名《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全文如下：

呜呼，今日之民国，固千钧一发，至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党，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违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张季直，破坏盐纲，植党营私；赵秉钧，不知政本，放弃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误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辈，均为民国之神奸巨蠧，内则动摇邦本，贼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君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开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见，共谋国是，而奠民生，则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凛遵，切切。此布。[297]

“宣告文”寄出后仅过半日，应夔丞就于3月24日凌晨在英租界被抓获。3月2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接到了应夔丞来函及所寄印刷品，[298]旋即于3月26日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转发了来函及印刷品。没想到捕房搜查应宅时，发现还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经装入信封封好，贴有邮票，正待寄往各处报馆，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真相至此大白，原来应夔丞寄往国务院的印刷品，是他自造的。

一般人印象中，应夔丞不过是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帮会头目，但实际上，应夔丞曾肄业上海梅溪书院，后又补送龙门书院，[299]因此具有一定文采，这从该件印刷品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该“宣告文”出现于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时人对应夔丞寄出该“宣告文”的动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故为惑人之计”。[300]《民立报》并具体分析道：“应犯既受袁、赵唆使暗杀宋教仁，又恐有人疑及中央所为，故发布此文，将各党重要人物及袁、赵等名亦胪列于内，以淆乱观听，使中央有辞推却。”[301]而国务院转电各省，则被认为正如所谓“‘此地失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作伪心劳，实足以表现其手段之恶劣而已”。[302]陶菊隐后来干脆发挥想象力，将“宣告文”说成赵秉钧为掩盖杀宋罪行而做的文章，于《六君子传》中写道：

事已至此，袁、赵将怎样做一篇遮盖文章呢？毕竟赵不愧为“智多星”，想来想去，居然被他想着了一条“移尸嫁祸”之策，于二十六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称“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这篇文章做得太离奇，不愧为倒乱千秋之笔。[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