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权臣固政（第2/10页）

尽管皇帝李瀍看了李德裕的奏疏，并称赞李德裕的建议很是中肯（“所论至当”）。但是当李瀍将李德裕的建议交给朝廷大臣进行讨论时，还是因为不合乎礼法而遭到了朝臣们的普遍反对。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李德裕只好不再采取迂回策略，直接以现有的《宪宗实录》版本所记载的内容不齐全为由，向皇帝李瀍提出了重新修订的请求。会昌元年（841年）四月，李瀍诏令宰相、监修国史李绅和史馆修撰郑亚重修《宪宗实录》。十二月，李德裕又针对实录的体例问题，上疏李瀍请求修改，事实上，李德裕的上疏不过是个障眼法，是为了他删减实录中关于父亲李吉甫的“不善之迹”制造理论根据，他的想法不仅是朝臣，就连皇帝李瀍都颇为知晓。

当时李德裕为了避免朝臣们的非议，对可以记入实录的史事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但是其同党李绅和郑亚为了讨好李德裕，在修改实录的过程中，不仅将原稿中对李吉甫不利的记载全部删除，而且利用不少材料对李吉甫进行美化。

会昌三年（843年）十月，经李绅和郑亚将近三年的修改，新修撰的四十卷《宪宗实录》修成，并进献皇帝李瀍。对于李瀍而言，新修撰的《宪宗实录》品质如何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而且他早就知道李德裕的真实想法，所以重修《宪宗实录》和重新起用李德裕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表明了李瀍对李德裕的绝对信任以及对牛党的彻底否定。

李德裕曾经就如何看待朋党问题，特意利用在延英殿与李瀍对话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李瀍召见宰相班子成员议事，告诉宰相们说侍讲把孔子的三千弟子说成是朋党，为此询问宰相们对这种说法的看法，于是李德裕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向李瀍上了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李德裕驳斥了侍讲把孔子三千弟子看成是朋党的论断，他认为所谓的朋党在行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还列举了历朝历代那些背信弃义、结党营私的行为表现，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了强烈地批评，而且在奏疏中李德裕还特意提醒皇帝李瀍，标榜自己这种不结朋党的人实在为数不多。

事实上，李德裕的目的在于借古喻今，指斥当朝官员结党营私的行为，他的锋芒所向是针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以“座主”“门生”等关系形成朋党势力的牛党而发的。

但是“牛李党争”的本质就是两党结党营私，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与他在奏疏中列举的朋党性质相同，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李德裕复相后首要的任务是要抑制宦官的特权。

抑制宦官

李德裕复相后，颇得皇帝李瀍的信任倚重，而且牛党势力暂时受挫，使得李德裕逐步成为朝政的掌控者。但事实证明，即使没有牛党，李德裕同样面对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这一次挑战他权威的是内廷之臣，具有拥立李瀍之功的宦官仇士良。

李瀍成功登上皇位，作为神策军右军中尉的仇士良以其拥立之功，显得更加嚣张跋扈。在李瀍即位之初的开成五年（840年）二月，为了答谢仇士良的拥立之功，李瀍下诏晋封仇士良为楚国公。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又赐给仇士良记功碑牌，并下诏命令曾经担任宰相的右仆射李程为其撰写碑文。八月加封仇士良为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左、右两军。

观军容使这个职位全称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是由宦官监军发展而来的军职。前边介绍安史之乱时，我们说过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相州，唐肃宗李亨以郭、李二人资历相当难以互相节度为名，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九军，成为围攻相州的实际军事统帅。安史之乱平定后，鱼朝恩奉命出任天下观军容使，等于成为全国军队的总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