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下场（第5/6页）

王莽在他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天下无人不支持他，而在他政治生涯的后半段，天下无人不反对他。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改制把天下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人均百亩，多出让与”的条款，毫无悬念地将豪强地主驱赶到了新王朝的对立面；而翻来覆去的币制改革，让“商旅穷窘，号泣市道”；山泽税的收取更是使“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374于是公元9年起，或由刘氏宗族率领，或下层普通百姓自发的小股起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发展到最后，天下大乱，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敢作敢为的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375的大无畏态度矢志改革，虽然其一意为实现国富民强，但其变法最终被废除，其所遇阻力除了因其变法使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外，更重要的是用人不当，问题处理不当，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王安石对所用人员无原则的纵容使得变法的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导致当时许多“贤良大臣”的一致反对，如前宰相韩琦、前宰相富弼、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还有苏轼兄弟，这些人几乎都是宋史上的一代名臣，不能一概地以守旧分子定性。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的张居正，施行考成法，严格官吏考核，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汰冗员二三”，对地方官员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万历四年一年里，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376考成法的实施使“府库充实”，但得罪的是习于懈怠的各级官员和拖欠税粮户的主们，而他们却是社会上的强势阶层，无论在资源的占有方面，还是话语权的控制方面，都是一般民众所无法比拟的。

光绪帝的改革之所以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同样是因为改革冲击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急于求成的心态，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阻力，从控制军政实权的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例如：“许天下人上书”，打乱了森严的封建秩序和少数人的特权，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礼部主事王照要上书，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等六堂官都不为他代递；开制度局，“撰仪制官职诸规则”，又必将削弱以至取代总理衙门、军机处的权力，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当然也不同意，于是暗中对抗；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变法，但她害怕变法会侵害她的权力，于是想方设法控制变法，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四天里，强迫光绪帝做了三件事情：（一）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二）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荣禄暂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又后任命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行走和总理衙门行走。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改革，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既要破旧，又要立新，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必然会触动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进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乃至仇恨。改革家们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阶层，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能量。以匡正天下、革除积弊、救国安民为己任的改革家们真正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靠的不是道德的力量，靠的不是真理，靠的不是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实力，是强大的权力后盾。因此，改革就是谈判，就是博弈，就是力量的暗中较量。我们现在常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要成功，一定要形成力量上的优势，当然，这种力量不仅仅是权势，不仅仅是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