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下场（第4/6页）

公元前361年的诸侯割据时期，仅有21岁的秦孝公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366，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目的就是改变“卑秦”的状态。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上层贵族“多畜奴婢，田宅无限”367，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各地起义不断。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掌权后的王莽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又因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另外，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同时又由于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导致宋朝军事衰落，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低下，西夏和辽国多次挑起战争，宋军连年战败。正是在“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368的情况下，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张居正的改革同样是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进行的，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大规模的徭役征发，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张居正总结当时存在的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369

百日维新同样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上，八旗军军纪败坏、营务废弛、兵制紊乱，几十万大清军队抵挡不住几万甚至几千西方军队的攻击；政治上，吏治败坏，上行下效，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世风日下，腐败现象不断漫延；外交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外国列强以军事侵略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使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割地、赔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年轻的光绪皇帝萌发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宏大志向，也正是在不得不批准《马关条约》的无奈与无助下，写下了“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的话。370民族危机激发了光绪帝的爱国热情，大量的“上书”又助推了他变法的决心，“不甘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而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更是在国贫民弱的状况下开始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71，邓小平强调，“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72。

第二，任何改革都有巨大的阻力。革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的，而改革则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个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这种利益包括现实的利益，但更主要的是预期的利益。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力度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的程度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越是大力度的改革，越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是更多的反对者和更强烈的反抗。

商鞅之法太过刻薄寡恩，太子有错，其老师公子虔受罚，后又受劓刑，导致秦孝公死后，立即告商鞅谋反；酷刑与连坐之法，使得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以至商鞅逃亡至边关时，店家因害怕“连坐”都不敢留宿；设军功爵制度，“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使贵族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造成“宗室贵戚多怨”。商鞅变法十年，虽然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商鞅面临的处境正如赵良所言：“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73也就是说，商鞅的变法，惠于国家，但得罪了天下人，使得人人自危，包括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