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李泰国

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北京陷于极端混乱之中，“倘有一线可为，不惜委曲迁就”的奕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英法联军边打边谈，一个月后，在安定门城墙上火炮的压力下，《北京条约》“顺利”签订。

可能是认识到了武器的重要性，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1833年—1898年），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了。

是什么东西让这几个家伙要搞洋务运动？通常的认识，洋务运动的开始是针对洋人的，因为被外国人打怕了，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大量的资料显示，原初的最大动力却不是“制夷”，而是“安内”。

为什么不是“制夷”？

1860年11月以后，亦对一件事很纳闷，“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184也就是说，外国人也真怪，费了这么大劲，没有抢劫金钱珠宝、没有屠城，没有掠地占奴，被我们用两张纸（条约）就给糊弄跑了，不像是传说中的野蛮人啊！当然，可能他把条约当白条打了。

当然，有此想法的不只他一人，1860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感到震惊，他在《吁请回銮疏》中这样说，“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185

也就是说，1860年10月25日（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以后，“守规矩”的英、法、俄，拿了钱，割了地，所有的想法都实现了，已经退兵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针对外国人的“自强”运动只是“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而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觉得对待守规矩的外国人，不一定非要使用武力，给点小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动武呢？

相对于外国人的侵害，国内有一个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太平天国。

1860年5月，太平军集中兵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命令诸王东征，“限一月肃清回奏”186。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英王陈玉成等分路东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夺取了常州、苏州两府的大部分地区和镇江、松江两府的部分地区，兵锋直指上海。自1860年6月至1862年10月，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

太平军要攻打上海，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不是因为上海是个大城市。那时的上海，不是中国商业中心，也就是一个县城而已。问题的关键是它是1840年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有大量的外国人住在这里。清政府当然不是要保护外国人免受太平军欺负，他是怕他们俩搞到一块去，上海一旦丢失，那么太平天国势力就有可能借助上海的优势地位，向“洋兄弟”们购买大量的先进武器，那将是对清统治者的最大威胁。

事实也正是这样，太平军跟洋人的关系一直不坏，他们对洋枪洋炮很感兴趣，从起义开始他们就开始从“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而洋人也乐于从倒卖军火武器中发财。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个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子弹18000发、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187。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