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4/11页）

熊：反胡风运动和“肃反”是连在一起的？

巴：是的。反胡风接着就是深入“肃反”。我们学习了一阵“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然后有人自杀，整个分院的肃反运动就停止了。市委让停止的，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

熊：运动停下来与分院领导有没有关系？

巴：有啊。在出了上面提到过的这些事情后，分院领导向市委汇报，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自然科学家，虽然他们过去可能有过一些历史问题，比如说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中的某些人有来往，但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忠诚老实、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交代过，已经做出结论了。我们这里没有严重敌情。他们一反映，这个运动就停了下来。后来只留了少数人搞内部调查，调查过去审干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查出了几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都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些工人和初级技术人员。

熊：内部调查……科学家知道此事吗？

巴：科学家不知道。当时我们归市委高教科学部领导。高教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门召集高级科研人员开了一个会，出安民告示，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了。不搞运动，也不学习了。大家也就安定了下来。

从1953年到1957年“反右”前，可以说是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政治运动少，环境也安定，领导强调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考察指标主要是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巴：然后是1957年到1960年，这是个大起大落大折腾的阶段。反右派、“大跃进”、“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这几年群众运动频繁，完全冲破了原有的正常的科研秩序。不仅仅科学院是如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运动气氛都十分热烈，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例外的。

王仲良同志从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竭力避免使科学院受到运动的比较大的冲击。但在那个背景之下，他力不从心，很难完全做到。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反右斗争当中，保护科学家，尽量缩小右派的范围。他一再向市委汇报，说自然科学家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可能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们不是反党的，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样，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海分院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划成右派。当时，有一些科学家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位老专家在高校中演讲……

熊：您是说黄鸣龙先生？

巴：对。他先后在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南京药学院演讲，说要“教授治校”、“专家治院”，反对“以长为贵”。那个时候不是开宣传工作会议嘛，中央开，地方也开，开会鼓动大家鸣放，鼓动大家向党提意见。就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黄鸣龙先生把这套观点又讲了出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跟党争夺领导权啊！稍后，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又把相关材料转过来，主张划他的右派，还专门派人到中科院来……还有邹承鲁先生。他不赞成大学生统一分配制度，说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这也是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啊。邹承鲁先生很善于演讲，说话很生动，有理有据，提问题很尖锐的。也有好多人主张划他为右派。而王仲良认为他们顶多只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坚决不同意划。

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8年上海市委开扩大会议，也即开整风补课会议时。那时候按各个系统编组，我们分院是其中一个小组。在小组会上，大家还在争论科学家中有没有右派、划不划右派的问题。王仲良、胡永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