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

受访人：罗登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4月1日、2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安顺路罗先生家

罗登先生（2004年4月2日熊卫民摄于罗先生家）

毋庸讳言，1978年以前，“左”的思潮在中国一直存在，而且越来越居于主导位置，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干部普遍“左”倾。事实上，还是有不少干部是比较平和的，他们理解基层民众的自然欲求，并不完全认同上级的某些“左”倾政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可这个度很难把握好，稍有不慎，就会被斥为“右倾”，处理轻的要求深刻检讨，处理稍重就是淘汰出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领域，非常值得关注、但又研究得相当少的是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尤其是各科研院所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学术秘书、所务秘书、党员副系主任、党员副所长们。他们的职位虽然不高，但作为高级领导——他们在科学方面常常是外行——和科学家之间的中介，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他们而实现的。在党大包大揽的时代，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在单位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的境况、科研成果的多少等。

本访谈立足于早期的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展示了部分平和的中下层科研管理干部应对上级的“左”倾政策的方略，以及随后遭到批判乃至逆向淘汰的过程。

罗登，1928年生于福州，1947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1949年参加工作队随解放军南下，1953年应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干部归队”召调，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1978年4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任所务秘书、党支部书记，后历任实验生物研究所科研生产组组长、计划科长、副所长等职。

帮科学家分忧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李小骝书记介绍，您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了几十年，而且您和另外一些老同志已花了两年的时间，于新近整理了一本《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所志》（初稿）。您一定对细胞生物学所的历史非常熟悉。能否请您谈一谈早期的细胞生物学所，尤其是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对细胞生物学所科研工作和科研队伍的影响？

罗登（以下简称罗）：我先讲一个笼统的意见。在促进科学发展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细胞所历史上有所体现，在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尤其如此。但是，由于强调所谓的政治挂帅，政治对科研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历次运动都如此。我愿意以我熟悉的细胞生物学所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原名实验生物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8月1日。首任所长是贝时璋。最初下辖有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罗宗洛）、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发生生理研究室（主任朱洗）等3个研究室。1953年1月23日，前两个研究室分别独立成立为植物生理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改由发生生理研究室沿袭实验生物所的所名，所长贝时璋，副所长朱洗。1955年10月，贝时璋带着自己的研究组去北京，初成立实验生物所北京工作组，后组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1958年4月由朱洗任实验生物所所长。新实生所组建时，除来自浙江大学生物系的贝时璋和来自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的朱洗外，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研究员：来自北京大学动物系的庄孝僡和来自浙江大学生物系的姚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