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3/11页）

1953年、1954年时，特别强调学习苏联，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要学习米丘林、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巴甫洛夫等人的学说。

桂世茂（以下简称桂）：还批判摩尔根学派，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的”、“反动的”。这么一来，真正的遗传学研究基本上停止了。

熊：当时有没有建立专门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研究机构？

巴：没有建立研究所级的机构。但有的研究所根据学习苏联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课题。学习巴甫洛夫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热烈响应。冯德培先生——他是我国生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之——就很重视巴甫洛夫。他认为巴甫洛夫在学术上是很成功的，他的工作学术价值很高，但是，也不能说巴甫洛夫的学说能囊括所有生理学科的问题。冯德培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搞巴甫洛夫学说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这方面研究的是从苏联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归来的梅镇彤同志，她后来当过生理所的所长。但生理所其他研究室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想体系、原来的方向、任务走，并没有全部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中心。

熊：学习勒柏辛斯卡娅呢？

巴：有的科学家相信她的观点，而实验生物所的一些科学家根本就不信。所以，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习并没有真正的搞起来。其实，虽然行政领导希望根据上面学习苏联的要求来规划和开展工作，但他们也并不要求每个研究所都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办。而在科学家当中，对要求学习的内容的争议就更大了。

熊：是啊，米丘林、勒柏辛斯卡娅等人的那些理论后来都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而且，因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应当学，所以在科学方面也向苏联一边倒是缺乏道理的。

桂：那个时候，学习苏联也并没有太具体化。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课题，自己的想法，党政干部并没那个本事去改变他。虽然可以组织思想学习，但人家具体怎么想、怎么做不是党政干部能完全控制的。

巴：当时苏联派了一些专家到中国来，其中柯夫达是驻中科院的首席代表，他在上海作报告时也说：你们学习苏联有偏差，不能片面地强调学苏联，应根据科学发展的前沿来规划自己的科研发展工作。

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熊：这段时间还有哪些重要的政治运动？

巴：1953—1957年“反右派”之前，主要是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和以前一样，刚开始是学习，学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学习刚刚开始，还没分小组到交代历史问题、追查的阶段，实验生物所就出现了自杀事件。因为有人自杀，运动马上停止了。

熊：他们为什么自杀？

巴：有些科学家比较脆弱啊。

桂：不像我们搞行政的都是“运动员”。

熊：当时，“胡风集团”的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是吗？

巴：还在进一步深挖“胡风分子”。

熊：那几个自杀的人与“胡风集团”有一定的关系？

巴：他们和“胡风集团”没有联系，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主要集中在文艺界。我们这儿的沈善炯先生也差点被打成“胡风分子”。复旦大学一位叫贾植芳的老教授与胡风关系密切，反胡风运动刚开始时，他托沈善炯给胡风带一点东西，其中夹杂了一封信，信还没带出去，贾植芳就被抓起来了，他交代了带信之事，于是公安局来查沈善炯。这时王仲良出来了，他说沈善炯是科学家，他和贾植芳以及“胡风集团”没有政治上的关系。他还说我们的沈善炯是坚定的爱国者，回国时被扣在日本，人家要他去台湾，他坚决反抗。回国之后，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忠诚的、爱国的、在学术上有造诣的科学家，与胡风是没有关系的，你们不要审查他。这样公安局才退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