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在科学和宣传之间

受访人：何祚庥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6日

访谈时间、地点：2013年12月27日、2014年7月30日，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何院士家；2014年5月28日、7月28日，北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2014年5月9日，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何祚庥院士（2013年12月27日熊卫民摄于何院士家）

2013年8月，《科学文化评论》发表了笔者对范岱年先生所作的访谈——《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提及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一些早期的事务，包括一批原浙大地下党员被打成右派，中宣部科学处和中科院的关系等。何祚庥院士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表示愿意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一些新的史料。于是就有了笔者对何先生的多次访谈。在这几次访谈中，何先生介绍了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期间所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包括20世纪50年代红区党和白区党之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争、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中科院党组的几次改组等，并谈及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1980年代钱学森和于光远之争。何先生还对这些事件的根源、背景、是非做了揣摩和分析。由于所谈范围很广，远远超出笔者的知识面，所以笔者未能对其一一核实。由于所谈内容很多，远远超出了公开刊物的容量，所以笔者不得不对其进行合并和删削。不当之处，还望读者和何先生见谅。聊可慰藉的是，第一、三次访谈的全文（共4.4万字），已刊发于中科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2014年第2、4期。本篇的标题与注释等为笔者所增补。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27年生于上海，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7月毕业，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在理论教育处，年底转入新成立的科学卫生处，1956年11月起先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何老师，很高兴您能给我访谈的机会。在很久之前我就想访问您，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您几乎一直处在舆论的中心，不仅见证过诸多国家大事，还是不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何祚庥（以下简称何）：是的。我官不大，可经历的事情不少。

熊：科学界、理论界的事情您参与得尤其多。您早期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负责联络中国科学院，您的记忆对我们当前开展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意义尤其重大。

何：是这样的，我赶上了那个时代。

许良英等被划为右派的深层原因

熊：我准备了一些问题。要不然我拿这些问题直接来问您？

何：你稍微慢一点，我先给你谈一段关于许良英被划为右派的事。我了解一些你们恐怕并不知道的事情，能对有关背景做点补充。你给范岱年整理的访谈中，提到一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我背不下来了，你能不能背一下？

熊：“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何：这个方针的出台背景是白区的地下党和南下的红区党之间争夺功劳的斗争。战争年代，大家团结合作，现在取得胜利、开始建国了，功劳算谁的？双方争这个功劳。当然不会跟毛泽东争功，但是白区的党的确在跟红区的党争功，在评定功劳大小方面，双方有分歧，有矛盾。

熊：好多地方是和平解放的，白区的地下党确实立了功。

何：问题是，和平解放的功劳究竟是地下党的还是红区党的？当然决定性的功劳是红区党的。如果红区党不在军事上取胜，不造成势不可当的声势，仅靠你白区党做政治工作，又怎么可能取得和平解放的胜利？历史上有个例子：韩信率大军伐齐，在战争即将开始时，汉高祖派郦生说服齐王投降。该记谁头功？为避免人们误以为是郦生功劳更大，韩信发动突然袭击，依然用武力攻占了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