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第2/12页）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回信中附上一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

王陵基第一时间便将刘立藩获得的情报上报，可惜的是，同样未能引起薛岳的重视。

薛岳不作为，但是挡不住前线关于日军要进犯的情报一天天增多，风声也越来越紧，杨森发现，第十一军中竟然出现了关东军的番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说明日军此次调集兵力之多，也间接显示了未来战役的规模，而此时第二十军在力量上却有所削弱。

自从第二十军担负防守新墙河的责任之后，便有了防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的困扰。此前，第九战区曾拨来一个暂编师，但这支暂编师系游击队编成，不光武器陈旧，兵员不足，纪律也很松散。士兵又全都是平江人，平时携枪回家，发饷时才返回军营领饷。师长更好，索性住在长沙办事处打牌吃喝，平时经常不在部队，所以根本谈不上训练，战斗力极差。

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拖后腿。军长杨汉域报请长官部更换，薛岳将暂编师调长沙附近整训，代之以新编第20师。

事有不凑巧，军委会的新规定接踵而至——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回川接收新兵，第二十军正在此列。

说是抽一个师，当然不用全师都去，只需军官和少数士兵即可，其余兵员可用以补充另外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20师，便暂时撤去第134师编制，将留下的兵员缩编为两个团，分别补充新20师和由军部直接掌握。

这样在编制上，第二十军仅剩下两个师外加一个辎重兵团，杨森将原本派到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也临时撤回，以加强防御。

将官方面，同样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地震。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夏炯又去找了薛岳，而薛岳的处事方法也未有半点改进，事先不与杨森商量，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保夏炯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原军长杨汉域则调升到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任副总司令。

杨森听到风声后，急电让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到军政部进行查询，果然确有其事，委任状刚刚才办好，只是尚未发出。

作为第二十军的“家长”，杨森当然不容许有人破坏“家规”，搅乱秩序，于是赶紧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将委任状予以搁置不予发表。

这件事过后不久，第二十军内部发生了一件事：夏炯私自派工兵连长将泊罗江上的粤汉铁路桥梁撤除，卖给了桂林厂商。

杨森正为夏炯两次玩阴招谋夺军职而窝火，当下查处后上报蒋介石，请予撤职。

夏炯是薛岳未来用以更好地控制第二十军的重要人选，将夏炯打入冷宫，等于是间接地扇了薛岳一巴掌，也由此加深了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盾。

1944年5月27日，横山勇指挥第十一军汹涌南下。

选择这一天出击，日军志在必夺。往前倒溯三十多年，1905年的5月27日，东乡平八郎麾下的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胜局，以此开启了日本国运。在日本人的皇历中，它绝对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