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2/12页）

艺术与革命最根本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反抗，他们的本质都是理想和超越，都是颠覆、毁坏和创造、重建。当它的程度较轻时，人们往往忘记这是革命而认它作“纯艺术”；当它的程度较重时，人们又往往忘记它是艺术而认它作“大革命”。其实，艺术就是革命，而革命也就是“行动艺术”，艺术家与革命家，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文艺家与政治家的歧途”，他们乏间的争论、镇压，不过是在如何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上的分歧。所以，艺术家可以随时变为革命家，革命家的“行动艺术”遭受挫折时，也会变为在纸上行动的“艺术家”。没有革命，艺术就不会发展进步；没有艺术，革命也不会成功兴旺。在这个星球上最懂得二者的血肉关联，把艺术与革命糅合得最完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绚丽多彩的艺术史。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党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党。

但是，专门为了革命而创作的文艺却不一定是好文艺，原因正是它不懂得艺术本身就是革命，革命就在艺术中，所以跑到艺术之外去“单独制造”种“革命文艺”，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这是人们往往不那么喜欢“革命文艺”的原因之一。不过，欣赏革命文艺恐怕需要端正一下心态，需要对创作和表演“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以“革命读者”的心态去欣赏才能得其妙处。反之，抱定了一副“反革命心肠”去挑剔艺术，那就好比贾政读《红楼梦》，简直一无是处了。

革命文学的正式兴起，是1927年以后的事。但在1921年，端倪已现。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就提出为了完成文学革命必得有革命文学的出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宣传工作放在首要地位。1922年2月，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专栏，发表了一些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曾作出决议：“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1923年6月，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宣言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认为中国革命与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肖楚女、恽代英、李求实、沈泽民、蒋光赤等，在许多文章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沈泽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说：“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炮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与泪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恽代英则指出：

“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若并没有要求革命的真实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学的产生，亦不过如祷祝（公）鸡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难。”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更详细地分析了革命行动与革命艺术的关系：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身受过官厅的追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