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3/11页）
1936年2月24日，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的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左起：王湘、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刘耀（尹达）、李景聃、祁延霈。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遭遇日寇再占温州，本拟在家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10月间，他接到李济的电报，告知已与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研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家骅还通知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先借给夏鼐返川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困境中的夏鼐大喜过望，10月24日他写信给恩师李济：“一俟此项工作完毕（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7“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自己名不副实，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谢意。
1943年，夏鼐来到四川李庄，按照李济的安排，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研所、中研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赴敦煌调查。行前，李济对弟子面授机宜。夏鼐在194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察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8
1941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调查崖墓时的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李济于夏鼐可谓舐犊情深，用心良苦。
因交通受阻、人事纠葛及身体患病等原因，西北考察一时难以成行。夏鼐利用这段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研读了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阗》，以及其他中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如《西北古地研究》《辛卯伺行记》《中国佛教艺术》《新疆地下宝藏》《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敦煌画的研究》《敦煌石室真迹录》《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居延汉简考释》等，对敦煌的研究现状了然于心，对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也有了参照的摹本。
赴西北之前（2月21日下午），夏鼐“至中博院，谒见李济先生，关于西北考察团事允许帮忙，中博院可以资助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