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

山西省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全国。李济与同伴袁复礼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上面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是一种家蚕的茧。这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蚕茧，却因意识形态的争端，几十年来聚讼不已。

1927年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考古学讲师李济和北大地质学教授袁复礼组织人将西阴村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七十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即展示实物——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甲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李济在1927年发表的正式发掘报告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他对蚕茧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但科学必须经过反复验证。于是，李济1928年重访美国时，又特意将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李济在后来的论著中，如《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54年）、《安阳》英文本（1977年）、《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1981年）等，都谨慎地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但只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研院史语所，后又归中博院保管，1948年迁台后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故宫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

1925—1926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

“半个蚕茧”面世后，尽管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过怀疑。

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自主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主持人李济是位严肃正直的学者。徐志摩1920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在信中评价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直道而行，一丝不苟，是李济为人为学的一贯品质。他提出：“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1979年李济去世后，张光直在悼词中写道：“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