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4/11页）

1944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飞到到兰州，22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与李济，“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105月，他们坐汽车进入戈壁。在敦煌、洮沙、民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对佛爷庙墓地进行初步发掘。夏鼐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 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11

8月至10月，考察团发掘了敦煌月牙泉墓地。10月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片。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21945年1月至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在大方盘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门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13“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14

大漠荒野，风沙漫漫。西北考古的艰险非当事人难以想象。1946年2月25日夏鼐由兰州寄信给在重庆的李济，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并希望恩师向傅斯年代为陈词：

傅先生来示，令生再作一季，秋间再返川，经费俟傅先生三月中旬来渝时当再筹划。在现下情况之下，设备不周，交通不便，田野工作实在困难，故生不拟在外久留；但傅先生如能筹得经费，生自当遵其命令，工作至秋间返川，否则亦可以去年余款作小规模之考察工作。……前接家电，谓家父病危。闻讯之下，忧心如焚，急欲返家一视，奈交通已断。生现拟最晚当于秋间返川，一俟渝温交通恢复，即行请假返里，不欲久滞西北，以免将来一旦交通恢复，而工作在手不易脱身。家父虽年近古稀（今年七旬），而身体素健，此次获疾， 当由于去秋故乡三度沦陷时筹划全家避难事宜过于辛苦所致。翘首东望，泫然欲涕。15

1947年5月，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墓坑时，夏鼐在回填土中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

1944年8月3日，夏鼐致李济的信。

夏鼐等人西北考古的成功，也是史语所“集团研究”的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夏鼐随时请示报告，李济件件及时回复，除了经济资助，也有奖掖与提携，如西北归来后，即向费正清推荐，“返后，适美国大使馆费正清夫人来，与李先生接洽明年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李先生介绍余与之谈西北考察事，见及余之照相及画绘，颇为赞赏，暗示此类材料与上述之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者殊为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