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闻战鼓意气生 第三节（第2/7页）

不过，他也没有多少心思在这个问题纠缠太久——唐康、田烈武擅调禁军，若是他没有碰上，自然皆大欢喜，他高遵惠也无心挡唐康、章惇们的路，但天公不作美，竟让他在这堠子镇遇上了，且是人多眼杂，他高遵惠却也不敢装瞎子、聋子。否则的话，这中间的干系，他又如何逃得掉？

一时间，高遵惠也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装聋作哑，已不能够；若是与之同谋，他高遵惠却也不敢；但若是阻止，非只是得罪唐康、章惇，耽误国事，而且他自己同样也脱不了干系——将来追究起责任来，谁知道这是不是一条罪状？制度国法能容他，可这情理如何能容他？明明能及时镇压渭南兵变的，却因为他高遵惠尸位素餐，蝇营狗苟，导致坐失战机——朝议，清议，只怕都不能容他……这短短一瞬间，高遵惠脑海中转过无数的念头，但归根结底，却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不想找麻烦，却被麻烦找上他了。无论他怎么样做，前面竟都有个罪名在等着他。高遵裕败事后，做高氏族长的希望，竟在一瞬间，变得遥不可及起来。

他脸上堆满了笑容，若无其事地与唐康、田烈武寒暄着，背上却早已是冷汗直冒，把内衣都打湿了。

高遵惠心中激烈地交战着，唐康心里也同样地忐忑不安。石越常对他说，国家制度往往溃于蚁穴，须得时刻防微杜渐，居上位者更应当尊重、维护国家礼制。可石越也说过，为国者无暇谋身。一个谨小慎微、奉制度为金科玉律、不敢逾雷池半步的人，要怎么个“为国者无暇谋身”法？便以眼前的渭南兵变而言，若要尊重国法制度，那么他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祸乱蔓延，更多的陕西百姓家破人亡……唐康早年时常在白水潭听课，听那里的大儒们议论“法”的问题，除了那虚无飘渺的“三代之法”以外，历代之法也罢，祖宗之法也罢，当世之法也罢，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唐康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完美无暇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当世的学者们，无论是王安石也好，吕惠卿也好，甚至是石越与司马光，都说过“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之话，或是承认过这样的事实。对唐康而言，既然国家制度是有问题的，那么他便绝不会被所谓的“制度”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永远记得大程先生给学生们讲儒家的“经权说”时说过的话：用权而不知守经，是为妄人；守经而不知用权，则是腐儒。正是这段话让他茅塞顿开——大程先生说的“经”，便是王安石、司马光说的“法”，亦即是石越所说的“制度”——太平无事时守经不变，有事之时则须讲究权变之术。

解除了这层心结后，唐康的胆子便大了起来。知戎州时，他擅杀一千多西南夷，一举抵定戎州局势，事后不仅被御史弹劾他“专杀”、“使朝廷失信于蛮夷”等十余项罪名，而且还得罪了益州路的上司，但因为朝中有人替他说话，反而因此受到皇帝嘉奖。自此以后，唐康更加无所顾忌，他在戎州所行之事，十之八九，是未及请示的，多是先斩后奏。益州路四司衙门都看他不怎么顺眼，但因为他所做之事最后都颇见成效，又有本事直达天听，却也拿他无可奈何。唐康也因为在戎州政绩卓著，屡次受到嘉奖，西南夷大乱之后，他在戎州的政绩尤其引人注目。此番晋升，除了石越的因素外，他唐康的政绩也同样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唐康本来也没把擅调禁军这码子事放在心上——大宋朝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先例的，逢河灾时，偶尔也会有州县长官擅调禁军救灾，事后也都没怎么样。他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一件事，宋朝州县长官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本地所有驻军的长官！

但现在，他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