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第4/10页）

男女关系：潘金莲、阎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冲解围了被人调戏的妻子，还没有问及夫人是否吃惊，先要知道被他“玷污了不曾”。因为这严格的贞操观念，把婚外情的负担全放在“乐户”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狭道中几乎与徽宗在李师师家中相逢。

经济关系：贩枣子，卖酒，打家劫舍谓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纲”。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过来。”——粗率无选择性。

这样看来，铺陈关系，各有其层次与场面。文学家叙述到不同的关系时，即已勾画出来侧后的社会背景。

说到这里也触发着下面一个题目：我们所说的关系，只是作家的原始资料。要将这批原料制作商品，还得加工。加工则不能不顾及时下的需要。在这方面历史家与小说家有一个共同的着眼：好的历史作品反映着时代眼光；畅销的小说也要迎合时人的兴趣。timeliness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经。

上面已经说过：19世纪末叶，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将人类物质主义的观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纪，他们的主张又在各种行动上被推进到他们自己尚没有预想到的程度。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只用于动植物。他们获得优厚的生存空间与营养，于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凌驾于其他种类之上，这种理论，也可延伸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证到人类生活中去。如果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为上天谛命，那我们又何必向强有力而能干的人抽税，去津贴弱者，是为与天理相反行动，褫夺优势者应享有的权利，无意义的延长应受淘汰者的苦痛？

这样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为种族主义开路。

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曾看过一本课外读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寄居荷兰作此回忆录。书中也提及优种民族和劣种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爱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种美德，也只有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才能为之慷慨道出。至于日本人之爱斗而好血，倒确有实证。例如1944年云南松山之役，日军第一一六联队一千二百人，曾杀伤六至七倍之中国军，因为他们准备全员战殁。事后调查，该联队只有十人逃脱，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军以坑道作业，用炸药将他们的阵地爆破，此九人来不及自杀而被震昏。以后据他们供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将自己受伤者处死。只是今日看来，这样的战法应当提倡而褒扬，抑或受批判指摘，实为可疑。威廉的回忆录倒确有为日本人鼓励的趋向。

威廉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散漫无纪律。只是中国仍有一种优势，则是他们的人口多，只要抽调他们人口百分之一，数百万大军瞬息可以编成。威廉心目中的“黄祸”，乃是这样的大军进兵欧洲。但是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国人自己编组而成，而是被日本征服之后，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为事实。我读这书时还是1930年间的事，无疑的，若干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受种族主义者威廉第二的启示。

我们虽不能说俾士麦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国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绝不是风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过环境上的干预，也即前后关联。在德国既有凡尔赛和约与巨额赔款，又加以1930年间的经济不景气，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德军统帅，他即彰明较著的要替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创造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的参谋长凯特尔（Wilhem Keitel）还在日记中写出，筹备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德国必须在她的四周消灭一亿人口。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最后的办法”，集体屠杀六百万，出于这种优秀民族之一念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