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第二十二

对近代以来的性恶之说，克鲁泡特金起而反对之：“动物和原始人类，都知道互助。”

1905年1月，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俄国年轻的神甫格奥尔基·沙邦站在数千名工人面前，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沙邦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

1905年，俄国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全国各地展开的镇压行动。尼古拉二世说：“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托尔斯泰为革命派舍弃非暴力行动“感到悲伤”，他说：“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

1911年，斯托雷平已经无力摆脱俄国的困境，意外地，刺客博格罗夫向他开了两枪，帮他解脱了。其实，博格罗夫要杀的并不是斯托雷平这人，而是要杀总理大臣，他说：“在俄国，当权人物就是专制制度的化身，谁当权我就杀死谁，接连不断地杀，不让任何人永居高位。到那时，他们就会让步。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改变俄国。”

“一战”期间，英国军人萨松在战场上非常勇猛，曾在兴登堡战线只身征服德国战壕，经常夜袭和狂炸对方。因自杀式的勇猛，被人绰号为“疯狂杰克”。他后来成为著名的“反战诗人”，他写诗说：“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盛宴过后，泪流满面。”他说：“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他的名句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抬起饱经风霜的脸面，谆谆告诫他的子孙：“战争是魔鬼、瘟神……”

1919年4月6日，在甘地的领导之下，印度设立哀悼日举国哀悼，印度人关闭了商店停止营业，师生走出了学校进行罢课，或者到寺庙祈祷，或者干脆闭户不出，以示声援。甘地说：“让整个印度沉寂无声吧！让印度的压迫者们聆听这沉默的启示吧！”

1920年4月6日，甘地策划了绝食和祈祷活动，抗议也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人士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远离暴力。他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后来他又要求激进派：“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

霍尔姆斯大法官死后，人们才从对他的崇敬中回过神来，人们发现了他的法西斯倾向，他在司法意见中称黑人是“缺乏智力和远见的冲动的人们”，他认为“平等是一种可耻的愿望”，而争取种族平等的努力是“可耻的错误”。更令人震惊的还有他对军国主义的浪漫渲染，他声称：“战争的消息是神圣的。”

帕累托被称为“孤独思想家”，他在《政治经济学讲义》里开宗明义地挑战他的社会和读者们：“现代社会主义信仰和口号的天真爱好者，一定会感到自己被棍棒赶出帕累托的家门；爱好者所阅读的是自己永远不肯承认其真实性的东西，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令人为难的实例。”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即声称其政党、国家和事业之神圣，要求全民服从并献身，宣扬其政治运动是神授意图，具有启示根据，并要求基督教会服从其领导，成为宣传法西斯政治的工具（所谓爱国的德意志基督教）；希特勒还多次召开宗教界名士座谈，软硬兼施，迫使他们表态，认可世俗政权的神圣性。卡尔·巴特回答说：“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其神圣之言只是通过受难的耶稣基督表达出来。”

在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入狱一事可以揭示英国统治遭到的权威流失。在印度，入狱曾是一个人耻辱的标志，但在甘地的运动中成了荣耀的象征。作家纳拉扬·戴赛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父亲做甘地的秘书，一次被抓进监狱，坐在警车后座时兴奋地喊叫道：“这次不会少于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