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染第二十三

帕斯捷尔纳克4岁时，有一天列夫·托尔斯泰来他家做客。从这一天起，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记得自己头脑中“再没有大的空白和记忆模糊”。

斯特林堡生前被人描绘成“怪人”和“疯子”，在他死后，瑞典人将他视为一个扰人灵魂的朋友。有人说：“如果你是瑞典人的话，斯特林堡就生活在你的内心，并且时不时激怒你。他的极端，实际上是在追问人生的本质问题。一旦你被他的病毒感染，他就会一辈子跟着你，缠绕着你。”

“一战”后，德国军队建设受到极大限制，整个社会充满怀念昔日有强大军队的日子。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说：“我没有其他打算，我只想集中自己的全部智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德国重新获得一个总参谋部。”

1915年杜尚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到美国，那时他28岁。美国把他视为欧洲重要的现代艺术家，但他留在了美国。“在欧洲，”杜尚说，“年轻人总像是老一代的孙子，雨果、莎士比亚，或者其他人，甚至立体主义也喜欢他们是普桑的孙子。欧洲人真要动手做一点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摧毁的。在美国就不同了，这里谁都不是莎士比亚的孙子，这里的人互不干涉，你爱干啥就干啥。”杜尚最具革命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图哈切夫斯基21岁时从军校毕业，成为沙皇俄国军队的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在一次和德军作战时被俘虏。图氏在战俘营里看到一篇列宁的文章，看后大受震动：“列宁了不起！”这位旧军官立志加入红色阵营，跟着列宁闹革命。

西贝柳斯年轻时就对普通的功课不感兴趣。上课时，他时常是心不在焉地回答问题，对此，老师总是叹一口气说：“哎呀，西贝柳斯又跑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他不仅能听到，也能看到一部作品所呈现的万花筒般的风格和美的形象。西贝柳斯说过，每一个音调都有一种色调：“Ａ大调是蓝色的，Ｃ大调是红色的，Ｆ大调是绿色的，Ｄ大调是黄色的。”

当卡夫卡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受到感染，社会意识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列宁跟蔡特金进行过一次有关“性问题”的长谈。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流行一种思潮，即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列宁指出：“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社会的。”

希特勒认为，“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群众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因此，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都要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说：“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希特勒曾对瓦格纳夫人说：在维也纳的街头，我忍受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饥饿和痛苦；在西线的战壕里，我面对过常人所不敢面对的杀戮和死亡；我蒙受过耻辱和失败的鞭策，经历过血与火的试炼，这些付出绝不是为了能够和那些养尊处优、大腹便便、胆小无能的劣等低能的家伙们浪费口水，而是要将他们连根带叶毫不留情地统统打倒，只有这样，德意志才能恢复她圣洁的光荣，她的人民才能重新沐浴自由。

史怀哲年幼时曾看过一个非洲人的人头雕像，这给他留下了长远的影响。他说：“他脸上那忧伤而若有所思的神情，好像是在和我诉说黑暗大陆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