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第五（第3/6页）

苏联最高法院曾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审讯叶若夫。叶若夫语无伦次，并像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到最后都保持着对斯大林的忠心，拒不接受所谓密谋杀害斯大林的罪名，他说：“我想作为一个光荣的人被从地球上抹掉。”叶若夫跪在贝利亚膝前，祈求贝利亚给他几分钟时间向斯大林澄清一切，但他被拒绝了。他发誓说：“我将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当宣布他被判处死刑时，他昏了过去，不得不被人抬出办公室。

“二战”开始，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艾德礼，邀请工党加入内阁并获得支持。三天后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指挥家瓦尔特在谈及马勒音乐时认为：“音乐不是白昼的艺术，它的秘密根基或者说它的深刻内涵都产生于受伤害的灵魂中。”他还说过：“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音乐是连接天国的纽带。”

在与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最后一顿午宴上，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对墨菲说：“你知道吗？至少有四种力量在图谋刺杀我。”有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成功打败德国，达尔朗将军将进入法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名人堂。”但达尔朗最终被称为“卖国贼”。

1942年，艺术家弗利德接到被遣送的通知。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耐穿，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弗利德曾说：“这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死于集中营之中的安妮·法兰克因日记而为世人所知。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认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爱因斯坦有一次和儿童心理学大师让·皮亚杰进行了一次关于儿童游戏的对话。在听完了皮亚杰有关儿童游戏研究的介绍之后，爱因斯坦深深地为其中包含的那些隐秘而深刻的生命内容和文化信息所震撼，他感慨地说：“看来，认识原子同认识儿童游戏相比，不过是儿戏。”

继《卡萨布兰卡》之后，鲍嘉又一次被提名为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也许是想起拍《非洲皇后号》时深入热带丛林的千辛万苦，他说：“从刚果腹地到好莱坞潘提吉斯剧院相隔万里之遥，我很乐意告诉大家，我宁愿待在这里。”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马斯洛承认，是桑代克使他觉得自己成了“重要人物”。当他在学术上遭到谁的反对想打退堂鼓时，会在半夜醒来，叫道：“老天爷，我可比他聪明！”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发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区分了四种罪行：刑事罪、政治罪、道德罪、形而上学的罪。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形而上的罪感起于“不能与人类保持绝对的团结……它不只是我谨慎地冒生命危险去阻止某事发生……当别人被杀害而我却活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声音告诉我：我因侥幸活着而有罪感”。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年底，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194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捷日达：“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