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第五

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被人称为“美国的穆勒”。他说：“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可以经由改变态度而改变生命。”

1900年8月8日，数学家希尔伯特给出了著名的23个数学问题，推动了一个世纪数学的发展，那年他才38岁。当时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也终将能够知晓！”31年后这个理想被哥德尔推翻了，令他很是震惊了一下。不过这句话还是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法国象征派大师瓦雷里毕业前后，就有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清心寡欲情绪。后来他同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遭遇了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为此他决定放弃诗歌和爱情，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

画家马蒂斯有着非凡的绘画热情，偶然的绘画机缘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好像被召唤着，从此以后我不再主宰我的生活，而是它主宰我。”

法国军方曾以“诬陷罪”起诉作家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马克·吐温为此说：“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

约翰·洛克菲勒继承了母亲勤俭的美德，他把母亲关于勤俭的信念视为“商业训练”，一生中恪守“不俭则匮”的准则；从中他还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只有数字作数。”

波尔兹曼是伟大的统计物理学家，他对现代的统计物理理论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不幸的是他一生在与自己的学术对手作斗争，被迫不停地宣传原子论；更不幸的是学术上的斗争竟然引入了人身攻击，攻击他的人就包括爱因斯坦很佩服的马赫；不幸的波尔兹曼最终死于自杀，最大的不幸是他刚死，他的对手就都承认了原子论。

诗人勃洛克说：“在俄罗斯这种人很多……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

有一年“愚人节”，纽约的一家报纸跟马克·吐温开了个玩笑，报道说：“马克·吐温某月某日辞世了。”当马克·吐温亲自迎来那些个吊唁的朋友时，许多人又惊讶，又气愤，大家纷纷谴责那家不负责任的报纸，马克·吐温说：“报纸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爱迪生一生发明不断，有一年，他申请专利立案的发明就有141种，平均每三天就有一种新发明。当有人称爱迪生是个“天才”时，他却解释说：“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在苏联内战最激烈的时刻，列宁曾作过最坏的设想。他对托洛茨基说过：“如果白卫军把我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早于1923年，凯恩斯就在他的《货币改革理论》中对单纯的市场调节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会过于缓慢，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他反对古典学派的不干预，因为：“从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

1925年，诗人叶赛宁自缢身亡。他的最后遗言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死并不新鲜，而活着当然更不是奇迹。”

有一位客人去拜访甘地。他看见一位门徒正苦练瑜伽，双脚朝天，头部着地，全身保持平衡状态；另一门徒双腿盘坐；第三位躺在地上；至于圣雄，他安坐在便桶椅上，目光远视，茫然若失。来访者难以抑制住自己，不禁放声大笑。“你为何发笑？”甘地愕然地质问道。客人回答道：“请您看看这房间里的人。他们一个倒立，一个与彼世对话，另一个正在酣睡，而您作为他们的首领，正坐在宝座上大便。您想想看，您带领这帮人马能解放印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