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第2/6页）

在《大外交》中，中国只是陪衬。在西方外交史叙事中，外交技术背后的文明价值只是陪衬。在《论中国》当中，二者都将走向舞台中心。

《论中国》的历史叙事框架

基辛格并不以编年史作者自居：沿着时间轴前进，逐次展开叙述。相反，他以文明观察者自居：从高空拍摄点出发，不断下降。取景范围渐次缩小，由文明价值观移向政治细节。他的图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取向”开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历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不过，他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层次：邦国宪制形式与外交文化的互动。这种权力主义的前理解肯定会引起美国社会本能的反感，却很容易唤醒中国读者的亲密感。“非美”知识阶层的偏好一再构成中国读者的美国想象，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将中国人的接受偏好考虑在内，而且中国政治传统远比美国政治传统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开始就把中国人视为假想读者了。

基辛格的中国文明观大体是《迂回与进入》和《原始思维》的综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中国式思维具有混沌性质，不能也不想精确界定内政、外交、战争与战略，用私人的权谋技术取代制度和一切硬约束；但这不是原始或腐败的特征，而是不同于（甚至优于）西方还原论、线性逻辑思维和刚性制度的另一种文明。弗朗索瓦·于连和列维—布留尔的原著实际上针对同样的对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他们的措辞多半会触发许多中国读者的被歧视感。这种特征可能源于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奠定的哲学取向，也可能是后来特殊历史路径的产物；二者构成中国许多重大争论的焦点，但不会影响基辛格随后的论述。

在弗朗索瓦·于连的框架中，混沌思维和权谋技术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体的政治举措，同时体现于《诗经》时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斗争语言。在基辛格的论述中，内外不分、战争与权争不分的中国式智慧同时体现于《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和恭亲王的战略。恭亲王的伟大在于，他正确地判断：平息内乱比维护边境领土重要，边境领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意见相同。）狭隘的外交家肯定会认为，这是失败的外交。伟大的战略家却心里有数，外交只不过是文明大战略的一种工具。我们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学者于连更懂说法的艺术。他的表述总会稍留余地，使两种读者各得其所。第一种读者会对作者的渊博、识见和友好态度感到满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种读者会领悟到基辛格留下了（于连直言不讳的）最后一段话：中国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对自己不利）的外交举措同样如此，真正的交涉对象不是外国而是内部秩序的某些不稳定因素。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推进的过程中，迅速扫过了一些没有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