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与感性（第2/5页）

男人要在多大程度上取悦与模仿女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些早期支持优雅之人相信，男性举止能够通过与男性同仁之共事而得到改进，但这只是一种少数主张。“在我们的时代，若要看上去优雅，绅士风度与女士皆属必不可少之物，”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在1705年抱怨道，“我们可真倒霉。”到了18世纪30年代，这已成为了老生常谈。“优雅之方别无他途”，一本畅销的行为指南直白地宣称：

书籍可以给予我们正确的观念，经验可以改进我们的判断，但是只有与女士的交往才能使我们的谈吐从容不迫，凭借此点，一位优良的绅士才有别于学究，还有商人。

斯威夫特也同意，“没有女人的陪伴”，优雅是难以持续的：她们“一定会引导我们步入正轨，并使我们持之以恒”。再没有“比跟一个有美德的女人交往更好的礼仪学校了”，休谟写道，“在其中彼此让对方愉悦的努力，一定不知不觉地改善了心灵，女性的温柔与谦逊一定感染到了她们的崇拜者，而女性的优美也让他们每一个都时时自警。”

这一观念的影响极为广泛。正是基于此，学者们开始形成一种理论，整个人类文明之发展乃是通过男性逐渐对于女性的体贴与尊重——如果女性对于现代的男性具有这样的影响，那么毫无疑问，她们在过去也一定如此。各个时代相次之演进因此也就与女性在历史上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了一起。正因为此，其他文化的相对滞后就可以被判定为其男性缺乏对于女性的尊重。这种类比已经在艾迪生1710年代的著作中有所暗示；而在1740年之后，它变得尤有影响，作为启蒙时期绘制人类社会进步蓝图之普遍兴趣的一部分。在当时许多先驱性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一如威廉·亚历山大1779年之所述：

我们几乎能总发现野蛮人中的女性沦为一种顺服的物种，或说得更确切，一种奴隶。我们也总是发现她们正在脱离此种境地，而男性也以一种相似的进度脱离着愚昧与兽性，步入知识与文雅。因此，我们在任何国家中发现女性所处的地位与环境，都最为准确地向我们表明了其人群所达到的公民社会之具体水准。如果他们的历史对于其他任何臣服者都不置一词，唯独提及他们以何种方式对待他们的女人，我们就能从中构建出对于他们的野蛮性或风俗文化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评价。

其对于性规范的影响同样深远。这种认为女性在道德上优于男性的基本假定，成为了18世纪晚期、19世纪以及20世纪两性关系的基石之一。正如拜伦在1813年9月写给安娜贝拉·米尔班克的一封信中，像无数其他求婚者一样翻来覆去地说着那些陈词滥调：“我认为即使是最差的女人也可以让一个男人得到相当的声誉——她们比我们男人都好——而她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一定也来自于我们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同样如此，这种观念得到了男性与女性的无尽赞扬。至18世纪中期，其日益强大的力量就已清晰可辨。浪荡子被一个美好女子的爱情所改造，成为了一种定式，这体现出一种观点，即在男性那里，淫乱是自然的184甚至吸引人的，但这可以通过与更高的女性道德之接触而被矫正。没有作家像理查森那样与这一主题作持续斗争。这多么令人愤怒啊，他私自沉思着，“千千万万的年轻女子……会崇敬一个好男人，而她们却要嫁给一个坏男人——登徒子们难道不是漂亮家伙吗？”“所有女人都自以为是，即便当她们知道那个男人曾经伤害过别人，也认为他不会且不能这样对待自己。”他的《近简集》因此警告说，“那种认为一个浪子可以变成一个好丈夫的疯狂主张，乃是年轻女性所接受的最危险的观念”，而《克拉丽莎》一书的写作更是特别驳斥了“那种危险却广为接受的观点，即一个洗心革面的浪荡子成为了最好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