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发展（第5/10页）

从立法上对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期进行清算，并不只限于手工业行会。反对高利贷的法律本来早已是一纸空文，英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北部德意志更在1854—1867年间正式废除。政府对采矿业的严格控制——包括矿山的实际开采——也逐渐开放，普鲁士便在1851—1865年间废除限制，因此任何企业家现在都有权开采他所发现的任何矿物（需获得政府许可），并且可以采取他认为合适的生产方式。同样，组建商业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类似组织）现在变得更容易，同时也摆脱了官僚控制。在这方面，英国和法国领先一步，德国直到1870年后才建立公司注册制度。商业法律也被修改得适合于普遍看好的商业发展状况。

但是在某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朝着完全的贸易自由迈进。诚然，只有英国（1846年后）完全放弃保护主义，保留关税——至少在理论上——只是为了财政利益。然而，除了消除或减少国际水上航道的限制［例如多瑙河（1857年）和丹麦与瑞典之间的松德（Sound）海峡］和设立大金融区［例如1865年成立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拉丁货币联盟（Latin Monetary Union）］以简化国际的货币制度之外，19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条约”，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甚至俄国（1863年）和西班牙（1868年）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这一运动。只有美国仍然是保护主义的堡垒，因为美国工业依赖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并且几乎不需要进口；但即使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期也有适度的改善。

我们甚至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讨。直到那时为止，甚至最大胆、最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完全依赖自由市场方面也踌躇却步，尽管理论上他们应当这样做，特别是在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上。然而即使在这一敏感领域，非经济性的强制措施也取消了。在英国，《主仆法》遭到修改，建立了双方当事人皆可片面终止契约的对等关系；北英格兰矿主的“一年契约”被废除，代之以标准的契约，这种契约可由单方（工人）随时通知对方宣布解除。乍看之下这种发展颇令人惊讶，在1867—1875年间，限制工会和罢工权利的重要法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遭全面废止（见第六章）。其他多数国家还是不愿把这种自由交给劳工组织，尽管拿破仑三世相当大程度地放松了对工会组织的法律禁止。但是，在先进国家中，整体形势现在倾向于像日耳曼1869年商业法规所说的那样：“那些单独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雇主与其所雇店员和徒工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契约决定的。”只有市场能支配劳动力的买和卖，就像支配其他东西一样。

无疑，这种全面自由化刺激了私有企业发展，其中商业的自由化则助长了经济扩张。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形式上的自由化是不必要的。某些国际流动自由即使在今天也是受控制的，特别是资本和劳力的流动，但在1848年则不然，那时的先进国家认为移民的自由流动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需讨论（见第十一章）。另一方面，对于19世纪中期单纯固守“自由化将带来经济发展”信条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律变更会促进或阻挠经济增长是太过复杂的问题。在英国，大繁荣时代甚至在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前已经开始。不可否认，自由化带来各式各样的积极结果。例如在废除松德海峡的关税之后（1857年），哥本哈根发展得比以往更为迅速。在此之前，松德海峡关税一直阻碍着船只进入波罗的海。但全球性的自由化运动是经济膨胀的原因、附加物，还是结果？其程度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探讨。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基础欠缺之时，单凭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取得多大成就的。没有比新格拉纳达共和国（Republic of New Granada，哥伦比亚）在1848—1854年间的自由化脚步更快的国家了，但是谁会说该国政治领袖向往的繁荣富强已立即或全部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