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发展（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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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欧洲还是生活在巴洛克时代，那么它将以壮观的假面舞会、圣歌游行和歌剧表演，在其统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事实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世界，有自己相应的表达方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的时代，是以宏伟全新的自我庆祝仪式揭开序幕，亦即“万国博览会”（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览都在一个宏伟的纪念宫中举行，隆重地展示其财富增加和技术进步——伦敦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1851年），维也纳的罗托纳达圆顶大厅（Rotunda，“比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每一个都展示了丰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个都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观众。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有1.4万家厂商参展，这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典礼。参展的厂商数量，1855年巴黎博览会有2.4万，1862年伦敦博览会有2.9万，1867年巴黎博览会有5万。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国举行的“费城百年纪念会”。这次盛会由美国总统剪彩开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参与盛会——头戴王冠之人现在也习惯在工业产品面前俯首赞誉。来此参加喝彩的还有当地的13万市民，他们是到此光顾“时代之进步”的1000万人中的首批游客。

这种进步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扩张的速度会如此可观？这些问题应当暂时搁置。回顾19世纪上半叶，应引起关注的是下面这项对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能达到的生产能力，与其无法扩大的基础和无法摆脱的枷锁之间的对照。生产力可以戏剧化地提高，但却没有能力扩大其产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其积累资本的可获利场所，更别提以相应的速度或适当的工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正值德意志工业扩张前夕，理智和机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认识到，无论是什么工业化，都无法为数量庞大且日益增长的贫穷“剩余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就像他们今日对欠发达国家的看法一样。正因为如此，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个危机时期。革命者曾希望这次危机是决定性的，甚至商人们也曾经担心这次危机很可能会断送他们的工业制度（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

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这些希望和担心被证明是多虑的。首先，主要得感谢其自身追求资本积累的压力，早期的工业经济已取得了马克思所说的“无比成就”：铁路的修建。其次，是由于铁路、汽船和电报——它们“最终代表着适合现代化生产工具的交通工具”[8] ——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理范围随着其商业交易的增加，突然成倍扩大。整个世界都变成其经济范围。世界的一体化也许是本书所论时期最有意义的发展（见第三章）。H.M.海因德曼（H.M.Hyndman，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这两方面皆不是代表性人物）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个时期，很恰当地把1847—1857年这10年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哥伦布（Columbus）、达·伽马（Vasco da Gama）、科尔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时代相比拟。尽管这10年间并未有过轰动世人的发现，而且（除少数例外）也很少有正式的新军事征服地，但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已加在旧经济世界之上，并与其融为一体。

这项发展对于经济前景尤具重要性，因为它为巨大的出口繁荣提供了基础——无论是在商品、资本和人力上——这在其经济扩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对于当时仍是资本主义主力国家的英国而言。大众消费经济仍未出现，也许除了美国以外。国内的穷人市场，在还没被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取代之前，仍无法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1850—1875年间，一方面，英国的棉产品出口数量是以前的三倍，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市场的棉布消费却仅仅增长2/3。[9] ）当然，在先进国家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平均生活水准普获提高的时代，大众消费市场也是不可忽视的（见第十二章）。然而，市场的大幅横向扩展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在消费品方面，还是在用来建设新工厂、交通事业、公共设施和城市的物资方面，也许后者更为重要。资本主义现在已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国际投资上，其热情均不亚于其抢占国际市场时的表现。世界贸易在1800—1840年间增加不到两倍。在1850—1870年间，却增加了260%。所有可以买卖的东西都投入了市场，包括那些遭到收受国公开抵制的物品，例如鸦片［孟加拉和马尔瓦（Malwa）鸦片出口的年平均箱数，在1844—1849年是4.3万箱，1869—1874年增至8.7万箱[10] ］。从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加两倍之多，价值则几乎是先前的三倍。及至1875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已达10亿英镑——比1850年提高3/4——而法国的国外投资在1850—1880年间跃升了10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