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1990年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3/4页）

德国政治还受到了选民特征变化的影响。在东部的联邦州，民主社会党（PDS, 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而来）在一些地区，尤其是西柏林获得了重大成功。民主社会党代表着东德人的地区利益，这些东德人因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而十分不满。过渡时期在东西德地区设立的“单独的票箱”选举方式遭到废除，1994年大选后，自民党发现自己也成了西部地区的政党，选票少得可怜，而随着东部联邦州新选区的加入，自民党就开始挣扎在5%的竞选门槛上。另外，对于基民盟的“统一总理”科尔来说，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拯救了他的政治生涯，但在90年代，由于又一次在政党财政问题上牵扯不清，有受贿嫌疑，他遭到了选民的批评。于是，1998年的大选历史性地产生了社民党和绿党的联合政府，由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担任总理。虽然新任总理格哈特·施罗德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问题，基民盟也在到处寻找在政治名望上能与科尔相提并论的后继者，但施罗德和“红—绿”组成的联合政府还是在2002年的大选中紧握住了最高权力，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

“铁幕”的瓦解是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原因之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随后，199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拓宽和深化。《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签订后，签署国之间几乎没有通行障碍，边境管制基本废除，只有当跨境人存在走私、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非法移民嫌疑时才会被搜查。新的欧洲共同货币——欧元的引入，不仅标志着21世纪的开端，还将欧盟成员国的经济联系在了一起。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英国还保持着自身与欧元的距离。尽管欧洲隧道公司真的在海平面几千米以下的地方挖隧道，英国也不再是孤独的岛屿，但它还是既不签署《申根协议》，也不加入欧元区。而统一后的德国与法国却是其中的先锋，许多人认为这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甚至是某种欧罗巴合众国的雏形。

虽然规模不同，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也不一样，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某些进展的确与19世纪早期德意志邦国之间和邦国内部的发展有些相似。不过，在“海关联盟”发展起来之后，二者就无法比拟了。虽然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时提出了联合的外交政策，并于1871年统一了“小德意志”帝国，但这和可能联合起来的欧洲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国际危机（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刚刚统一的德国被迫惊醒，手足无措地开始承担新的国际责任，但到了十年后，即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时，情况就相当不同了。尽管国内经济问题频发，失业率不断上升，但施罗德之所以在2002年的大选中获胜，部分原因就是他利用了德国人民的和平主义，民众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再清楚不过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忙着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即跨大西洋联盟，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英国的这一举动。而德国却和法国一起，认为这场战争看起来毫无必要，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

21世纪伊始，世界格局已经和几十年前大相径庭。恐怖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后来称之为“9·11”事件）对纽约和华盛顿发起的自杀式攻击，既开启了新时代，也象征着这个时代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人们对宗教激进分子和军事的不稳定产生了担忧。曾经，两个超级大国将世界分为两半，冷战的危险和威胁可以预计。但如今，多极的世界更加危险、反复无常，新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矛盾的爆发点无法预测，政治压迫长期持续，贫困地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频发，富裕与赤贫的对比鲜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尽管新德国日益多元化，但德国人还是在越发久远的痛苦历史的警示下，以新的和平主义和后民族主义的态度，努力克服冷战遗留下的各种国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