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第4/5页）

东德原则上并不是一党制国家。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还有4个小党：基民盟、自民党、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4个党的成员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其中基民党的成员最多。虽然从西方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党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只是统一社会党的傀儡，但实际上，这些党在东德的政治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是统一社会党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纽带，他们将政策翻译为不同的亚文化语言，并在专门的期刊上向大众传达高层的决策，同时将民众的反应和不满告知上层，让统一社会党始终知晓一般民众的看法。对于这些小党的成员来说，这种纽带作用可能是一种手段，既可以表达他们对东德基本忠诚的态度，同时又无需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对于基民盟成员来说尤其如此。4个小党在议会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对政府决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员投票反对流产法案。除了4个小党之外，东德还有大量的群众组织，致力于鼓励东德人参与公共事务。其中最大的是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其成员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样重要的还有自由德国青年团（FDJ）、民主德国妇女联合会（DFD）、民主德国文化联盟（KB），以及德苏友谊协会（DSF）。除体育与科技协会（GST）是一个青年准军事组织外，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只是为了促进日常的业余生活，比如养宠物或收集仙人掌。东德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因为升职不仅取决于天赋和特长，还要求即便不积极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与大众保持一致，这些压力促使东德人被迫参与这些组织。

东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够平息可能对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对与不满。1953年6月爆发的起义，正如上文所述，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总体策略和外来支持，并在遭到武力镇压前就开始自行瓦解。哈里希（Harich）、哈费曼（Havemann）、巴罗（Bahro）等对马克思主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因为比起公开的反对，大多数东德人更容易对私下的不满听之任之。20世纪80年代，草根阶层的异见群体遍地开花，他们主要反对在东西欧部署核弹，引发不同意见的除了这些特定的和平议题，还有人权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另类观点的讨论地点大多是东德的新教教会，他们于是有了容身之所。教会在东德是唯一既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隶属于他们的社会机构。20世纪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两者暂时得以共存。1978年，教会与政府签订了暂行协定，所谓的“社会主义中的教会”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并与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关系。有一段时间，教会高层似乎想要通过包容、控制异见来维持教会的地位，以便能在东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阀门的角色。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教会内部开始分裂，教会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以及教会高层内部都存在分歧，异见的抒发和持异议者的关系网已经发展到了连教会都无法控制的程度。毫无疑问，很多人希望苏联开放的呼声可以影响东德，并产生实际的意义。东德领导层被激怒了，他们启用国家安全警察来武力镇压游行示威，镇压次数前所未有，此外还逼迫大量持异议者流浪他乡。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东德对异见的包容无疑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但到了80年代，政治开始不稳定起来。教会对异见形成的影响，在1989年的革命方式和政治影响上得到了体现。但仅凭这些异见分子，是无法打破东德共产主义的枷锁的。

东德与西德的政治差别有多大呢？虽然东德人的确成了忠于共产党的民族，但政治取向的形式和西德有着显著的差别。很多东德人虽然在公共场合循规蹈矩，但在私人场合还是过着人们认为的“极其普通的生活”，家人、朋友、乡村田舍或土地组成了高斯（Gaus）所说的“利基社会”[2]。这种隐居用来应对干涉过多、要求太多的政府，和许多西德公民有权对政治采取的不关心态度完全是两回事。东德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但毫无疑问更多的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非纳粹时期和纳粹前德国留下的遗产。我们很难获知，东德的学校、工厂、政党或群众组织是如何进行民主讨论的，也很难知道他们处理矛盾的民主形式。但相似的，对生活各领域的组织管理防止了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的发展。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对其“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的概括都是轻率的。不过，在两德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政治态度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许多东德人批评东德体制的运作和存在的不足，但并没有将西德的优越性当作前提。东西德政治体制的差异和两国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不同息息相关。这也是本书接下来要谈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