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第2/5页）

虽然联邦德国的宪法非常重要，但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在解释西德民主制的稳定上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西德经济的成功，这种成功几乎是顷刻间取得的。其他因素则与政党性质的变化，以及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体关系的变化有关。很明显，战后的政治自由起初被同盟国限制了，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是由宪法条款所决定的。不过，政党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与纳粹前的德意志政党有较大不同。一方面，借用英国工党的形容词，基民盟和基社盟发展成为相对“宽泛的教会”，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纳粹党的成员（阿登纳甚至将他们纳入了内阁）。另一方面，社民党在1957年大选惨败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革，并在1959年召开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大会上，无情地抛弃了它多年以来引以为豪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空泛言辞。社民党以包容万象的人民党姿态，试图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竞争，它积极争取各行各业的支持，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温和人性的政策，而非激进的社会变革。尽管两大党具体政策有些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对东方政策的意见，以及80年代面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但他们的政见总体上趋于一致，在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得较为温和。这和纳粹前的德国激进的在野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军队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1956年后，新的军队却有了不一样的位置。现在，它必须服从议会的命令，而无法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魏玛共和国和西德，在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民主政体是有损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与此相反，西德特殊的集团主义在雇主看来则基本是令人满意的，几大利益集团在幕后协商，许多政治决策就以这种方式发展成型了。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代表雇主方的德国工业联盟、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德国工商联合会，以及代表工人方的德国贸易联合会、德国雇员联合会、德国公务员联合会和一个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一些批评家谴责西德的集团主义，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很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让有效的决策产生在了议会之外。其他分析家则认为，这是一个达成政策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前就让各方参与协商，互相让步，并最终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政策。另外，西德的经济相比魏玛时期要好得多，这也是经济精英能对波恩民主制尽心尽力的重大保障。

西德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呢？人们普遍认为，同盟国在去纳粹化和再教育上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经常产生相反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民众基本缺乏政治倾向，还有人顽固不化地继续支持君主制和右翼。一开始，人们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支持看上去“扬善”的体制。但渐渐地，就发展成为对民主体制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许多德国人眼中，物质基础要比政治自由重要得多，虽然他们也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但毕竟他们生活在西德而非东德。于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大多局限于履行公民义务，大选时的投票率很高，尤其是和专制政体也能和谐相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倾向开始变得更为激进，“公民自发组织”（citizens initiative groups）遍地开花，最终绿党成立。不过，这并不能概括为“西德的政治文化”，否则就太过一概而论了。无数亚文化群体也在活动，右翼运动持续进行，并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共和党），这对左派参与式民主的推广造成了压力。不能简单地把政治倾向视作“国家再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它也是民众对现状的反应不断变化的表现。从早期对战后经济奇迹的积极态度，到对外籍工人引发社会压力的消极回应，这些反应多种多样。政府和公民永远不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感到过度自满，相反，必须长期对边缘潜在的异见和不满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