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第3/5页）

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发展模式自然与西德相距甚远。西方人总是将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而不予理会。比起匈牙利或波兰来说，东德不太注重改革，因此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僵化的国家。虽然本书无法否认东德的确限制了一些人权和自由，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移居自由，但实际上，东德的政体比一概而论的标签指向要复杂得多。为了了解乌布利希和昂纳克时期东德政治的特点，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其形式上的政治结构，并思考各功能的互相作用。

尽管表面看来，东西德1949年制定的宪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的政治差异越来越明显，分歧也越来越大。前文已经提到，东德废除了邦和上议院。1960年，在第一任东德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去世后，一个集体式的国家首脑，即国务委员会（Staatsrat），代替了总统的位置。1968年和1974年制定的新宪法也囊括了其他对原宪法的修改。这两部新宪法记录了东德社会政治的改变，以及东方政策实施后东德国际地位的变化。1968年制定的宪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置于“领导地位”，规定所有行为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束缚了许多原宪法规定的“中产阶级”的自由。这些基本限制十分严格，并由统一社会党制定。东西德关系缓和后，1974年的宪法试图勾画一条“文化界线”，来定义出属于东德的“国民身份”，并淡化任何“德国”的概念，以及与“全德国”（all-German）相关的一切。宪法还强调了东德与苏联的紧密关系。

很多人以为，在共产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基本是一个意思。即使它们是两个组织体系，人们还是认为政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命令下运作的。虽然这个观点大体上是对的，但还是有点将问题简单化了。东德的政府和党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的。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和秘书处拥有最高权力，下一级就是规模较大的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各级行政区的党组织。最底层的是基层单位。基层单位通常根据工作单位，或住宅地点进行组织。统一社会党既是“群众”党，也是“干部”党。除了一部分受过训练、忠实的党内积极分子，还有大量顺从的党员。20世纪80年代早期，东德成年劳动人口的1/5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虽然基层党员也会互相协商、交流政见，但最终还是上层做出决策，并在各级予以实施。与很多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50年代乌布利希发动的党内清洗过后，直到1989年革命，德国统一社会党内很少有明显的分裂意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统一社会党对外基本是铁板一块，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东德政治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党内处于较低地位的党员，其对统一社会党的忠诚及怀疑程度因人而异。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人昂纳克的年老，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政策的实施，东德总统接班人问题越来越复杂。许多地方党员私底下都希望局势能够得到改变。

东德政府内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务委员会只是形式上的首脑，真正掌握政府实权的是部长会议。占重要地位的是处理各项经济和国防事务的部门，当然还有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监视国民和镇压反对派的国家安全警察[或称史塔西（Stasi）]在几年内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乌布利希辞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后，国务委员会的一些权力移交给了部长会议，因为他还保留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重要的党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国际场合正式代表东德。议会，或称人民议会（Volkskammer），极少举行会议，基本只是正式批准并公开上层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决策和计划会告知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执行。虽然我们从这个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东德的政治体制下，统一社会党基本主导了政府机构，但这并不代表着党和政府就是一个概念。20世纪50年代，统一社会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改革政府结构，以适应党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东德历史上，尽管政府官员体制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已经稳定下来，但把中央决策转为地方政策一直困难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结构和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执政党的结构和目标，官僚中不同领域的“专家”能够帮助确立政治议题，并设立切实可行的政治目标。很明显，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时期，两者的平衡取决于议题及成员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和军队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波兰，或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东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执政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标，关系十分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