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立到巩固（第2/4页）

东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变革还在持续。1952年，邦（Länder）被废除，建立了更小的地区（Bezirke），以便于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直到1958年，代表各邦的上议院才被废除。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后，党的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新经济政策仓促实施，政府对一些群体的要求做了让步，却同时对另一些群体提高了工作标准。1953年6月17日，随着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大规模的罢工终于爆发。这次起义一开始是对经济政策的抗议，后来迅速发展为对政治的大规模不满。但在苏联出动坦克前，这场起义就自己瓦解了。本质上，这是一场混乱的抗议，它没有领导人，因此并不可能发展为革命。这次起义加速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清洗，遭到清洗的大多是前社民党的成员，但却莫名其妙地巩固了乌布利希的地位，毕竟在莫斯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场起义也自相矛盾地将两德统一的希望破灭了，西德决定不再介入东德的事务，以免引发国际危机。看起来西德想让东德人自生自灭。据可靠研究证明，东德官方并没有将起义归结为是西方“奸细”的挑动，而西方国家也只是对起义进行了观察和报道，并没有对东德人的抗议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乌布利希对反抗者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1956年对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等人进行审判和监禁，1958年将一小部分反对派赶出了政治局。这样，乌布利希成功地将所有内部的反对派都驱逐了出去，他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态度非常强硬，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官方谴责斯大林主义后，乌布利希仍然坚持强硬的态度（不过在1963—1965年，乌布利希当局曾试图进行经济改革，并在针对青年人、工人和文化的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的自由化）。

同时，东德进一步采取经济改革措施。1952—1953年以及1959—1960年，农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集体化阶段。虽然在1953年起义后，政府对消费者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工业生产的重点仍然是重工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但经修改后又抛弃了。尽管当西德的经济增长暂时减缓时，东德人燃起了短暂的希望，但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东德的集权经济是无法与西德的繁荣抗衡的。西德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富裕，同时伴随的居然不是政治镇压，而是相对的个人自由（甚至可以没有政治倾向）。于是，20世纪50年代，许多东德人干脆“用脚投票”，离开东德进入西德。虽然与西德的主要接壤处被封锁了，但他们还是有可能从东柏林越过边境到达西柏林。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必须轻装上阵逃往西德。虽然每年逃往西德的难民人数都不一样，但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的缺乏还是影响了东德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大批年轻的熟练男工离开岗位，东德整体的气氛越来越颓丧和压抑，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图35 1961年8月开始修筑柏林墙，东德人民警察在一旁守卫。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61年，此前进行的土地改革引发了食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东德打算采取激进的措施严防劳动力的流失。8月13日早晨，当柏林人醒来后，发现原本分成两半的城市定型了，街道上架起了带有倒钩刺的铁丝网，士兵守在一旁，之后迅速用混凝土和砖头搭起了更为坚固的城墙。边界不再只有几码宽，而是长达几千英里，家人和朋友从此两地分离。虽然西德人对此发起了抗议，但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柏林墙一事而去惹怒苏联。城市的分裂畅通无阻地进行着。

不过，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逃跑方式的消失可能真的改善了东德人的境况。这是个“科学技术革命”的年代，东德人成就事业的机会开始增加。1963年，政府建立了新经济体系，允许一部分经济决策去中心化，并为拥有特定技能和资格的人提供成功的机会。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了，人们开始接受新经济体系。随着一些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新机会的产生，社会流动性大增。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则出现了许多社会运动，猛烈地抨击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和富裕生活，而不愿意面对过去。1965—1966年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艾哈德政府的倒台。艾哈德是阿登纳的继任者，为人十分软弱。接着，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接任总理，他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学生运动表达了人们的抗议和不安，因为议会中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因此人们认为“议会外的反对”成为必需。在柏林的示威游行中，一位学生被射杀，保守派的小报促进了公共观点的两极分化。1967—1968年，学生抗议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右翼运动也渐渐发展起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虽然在许多州议会中获得了不少席位，但在全国议会中并没有获得席位。1969年，西德历史开启了新时期。社民党在大选前与其他党派商讨良久后，和现在更加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联邦德国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成为政府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