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第3/4页）

通过教会，思想与精神生活再次复兴。公元10世纪，修道院、主教教堂和大教堂的学校得以大量新建和重建。因亨利二世死时无子，1024年康拉德二世即位，萨利安王朝就此拉开了帷幕。萨利安王朝基本延续了奥托王朝时期的政策，设立了更多的主教教区[如班贝格（Bamberg）]，兴建了戈斯拉尔（Goslar）、马格德堡、亚琛、雷根斯堡等宫殿，并建成了一些大教堂，如施派尔主教堂。但皇帝权力得到巩固的假象以及教会和王权表面上的和谐开始瓦解。1050年之后，两个世纪的转变期结束，由此进入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世纪盛期”。

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充满了政治矛盾和宗教冲突。国王无法钳制贵族，反抗和内战不断，包括1073—1075年的萨克森叛乱，1077年施瓦本公爵鲁道夫被推选为“敌对国王（anti-king）”。一些青史留名的伟大王朝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萨克森的韦尔夫、巴伐利亚的维特斯尔巴赫，以及1079年被授予施瓦本公爵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他们的名字来自于格平根附近的斯陶芬城堡）。政治动乱和内战一直持续到了叙普林根堡洛萨公爵统治时期。在最后一位萨利安国王亨利五世（1106—1125）驾崩后，洛萨公爵于1125年即位（没有血统继承权）。直到新的霍亨斯陶芬（或斯陶芬）王朝时期，即1138—1254年，特别是著名的腓特烈一世（又译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统治时期（1152—1190），政治动荡才平息下来。同时，在萨利安王朝末期的亨利四世（1056—1106）和亨利五世时期，教会和王权之间的危机成为帝国的新问题。11世纪中晚期，包括禁止神职人员娶妻、禁止买卖圣职、废除世俗君王叙任权等的教会改革，赋予了神职人员与众不同的特权地位。当教皇越来越自我膨胀的时候，德意志的一些大主教开始发展自己的政治和领土野心，他们曾是奥托王朝的忠实盟友。尤其是当希尔德布兰成为格雷戈利七世教皇（1073—1085）时，教皇和皇帝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1077年1月，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忏悔赎罪。但在世俗君王的叙任权（即教会中重要教职的任命）上，双方还是存在分歧。所谓的“叙任权斗争”的结果见于1122年缔结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它规定了亨利五世只能影响德国，但不能干涉意大利境内的教职任命。然而，这看起来更像是教会，而不是国王的胜利。德意志的大主教们继续发展成为除了世俗贵族以外的封建领主。教会的世俗地位得到了提高，宗教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复兴。教会推行了新的禁欲令，强调虔诚祷告的生活和脱离世俗的精神，贫穷和自我惩罚的赎罪方式被奉为美德。

中世纪盛期代表的是一个多方面的重要转变期。政治动乱瓦解了原本的部落公国，新的领主出现了，他们建立了许多小的邦国。帝国的威望和权力日渐衰弱。在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尽管皇帝在法庭上大放厥词，但封建领主们依然获得了广泛的特权。腓特烈一世最强大的臣属是他的表亲，即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他被授予了巴伐利亚公国，并且获得了德意志北部和东北的领地。后来，一些贵族和主教向腓特烈一世施压，迫使他和这位最有力的继承人反目成仇。1180年，在狮子亨利的领地被没收之后，部落公国的领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至此，部落公国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诸侯所占领的世袭小邦国和采邑。在腓特烈一世的继位者统治期间，王国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到了1250年腓特烈一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各诸侯在领地中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权力。

这个时期的德国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经济十分繁荣，四轮马拉车代替了更慢的牛拉车，同时出现了三田轮耕制，开拓了更多的土地。人们开始从零零散散的小村庄里走出来，聚居在更大的村落里。贸易和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增长。贸易的增长使金钱变得更为重要，也因此提高了从事放贷、收贷这个行业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不存在对放高利贷的宗教限制）。犹太人喜欢群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有围墙的犹太人居住地是建于1084年的施派尔。从12世纪起，德国商人的足迹遍布全欧。手工业者开始建立行业协会和委员会。同时，城市的数量在早期也有所增长。手工业者大多居住在南部的城市，而北部则主要居住着商人。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紧密相关：12世纪，德国的人口增长到了七八百万左右，有些地区（比如萨克森）的人口增长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在南部和西部，人口的增长消耗了森林和沼泽，农业用地不断扩大；而在东部，却引发了殖民的浪潮。易北河东部的斯拉夫在1150—1300年被侵占，其东部领地建立起了新的村落，如西里西亚。这些侵占他族土地的农民可以享受到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个人自由。对中世纪晚期以后的德国史来说，向西的移民和殖民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