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及昌盛期的德国（第2/4页）

到11世纪，日耳曼地区的大领主和小领主，在一些无法继承的采邑上进行了无休止的争斗。1037年通过的一则封建法规《封地法令》(the Constitutio de feudis），从法律上批准了小采邑的继承。因此，在大贵族和农民阶层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爵士阶层。同时还出现了所谓的附庸骑士（ministeriales），一个法律上不自由的下层贵族阶级，为上层阶级提供服务。《服务法》（law of services）中写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如卡尔·雷泽（Karl Leyser）所指出的那样，11世纪末，德国的社会阶层基本固化，和法国、英国相比，德国的贵族阶层更加具有种姓的特征（caste-ridden）。德国的贵族阶级沉溺于无休止的领土纷争中，家族间因继承权互相撕破脸皮，他们既想保持地位的平等，同时又盘算着分割遗产。贵族阶级永远在为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而斗争，并不断地限制他们所选出的国王（primus inter pares）的权力。

地图2.2 萨利安王朝时期（1024—1125）的德国版图

然而，从早期中世纪的角度看，奥托王朝和早期萨利安王朝的国王都非常成功。亨利一世牢牢控制着教会和部落公国，并吞并了洛林（之前属于西法兰克王国）。936年，奥托一世即位，并在亚琛加冕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象征着他是查理曼的继承人。奥托一世利用教会的势力和贵族抗衡。国王可以决定主教教区的选举结果，教会的财产不能随着朝代更迭而世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比起世俗的封建领主，新的主教更有可能成为国王忠实的仆人。同时，教会的财产也为国王和其随从在各地巡视时提供了住处，毕竟国王只有亲自到各处去巡视，才能弘扬并保持自身的威望。（国王出行的花费巨大，因此，年轻的贵族常常被告诫，说国王来做客绝不是件幸事。）而大主教、主教以及男修道院的院长为国王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还有军事上的支持，特别是由装甲骑兵组成的军队。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运用宗教和战争来防卫和巩固西部的边疆，尤其是对抗马札尔人（Magyars）的入侵。955年，在奥格斯堡南部的莱希河（river Lech）大胜马扎尔人后，王国的军事命运就彻底明朗了，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边区设立了主教教区，并皈依了西方的基督教（而非东方的拜占庭）。后来，这些地区形成了波兰和波希米亚，成为引领欧洲文明潮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东方马克（eastern march）”的领地，即后来的奥地利，则基本上免于马扎尔人的侵扰，被日耳曼民族的巴伐利亚人同化了。

962年，在冒险侵入意大利，娶了先王的遗孀并自己加冕为伦巴第国王后，奥托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德意志君主和罗马帝国的结合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尽管随之而来有种种好处，但也伴随着许多义务、紧张的局势和矛盾冲突，就这样，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持续到了1806年。由于中世纪的德意志君主必须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皇帝，这就给德意志的皇帝增添了一件烦心事。为了宣扬并巩固自己的权威，德意志皇帝不仅要不时地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还要在世俗和宗教的力量之间，也就是在自己和教皇之间，保持一种艰难而又脆弱的平衡。虽然史学家对此颇有争议，但这两个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意志君主的权力。1033—1034年，皇帝又吞并了勃艮第，至此，他统治着三个不同的王国。然而，德意志国王还是要不停地保卫边疆，平息国内的动乱。他们不能总是待在意大利，以免当他们回来时，发现一切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在意大利，他们的政治活动也相当繁重，并且经常失败，极有可能使他们一病不起。983年，也就是奥托二世28岁的这一年，他得了疟疾，死于罗马。另一方面，在意大利进行政治活动后，所得的利益又可投入德意志。在奥托王朝的大多数时期，教皇和皇帝的关系都十分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