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朝的财政与战争（第5/14页）

孝武帝之后的钱制和税收

464年孝武帝死去，其子刘子业（前废帝）继位，次年二月便开始官铸二铢钱。由于盗铸更盛，沈庆之再次提议放开民间铸钱，于九月得到批准。这次放开铸钱并未附带沈庆之上次提出的建“钱署”、政府分成等措施，[31]民间的铸钱极为低劣，《宋书》颇有夸张地记载：

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32]

刘子业举动荒唐，不久在上层政变中被杀，其叔刘彧（明帝）即位，但诸州起兵引发空前激烈的全国性内战，史称当时“天下反叛”。在大规模的战乱中，刘彧朝廷连二铢钱都无暇铸造，遂于泰始元年（465年）年底宣布废止孝建以来的所有“新钱”，只用旧钱交易，民间盗铸也严厉禁止。[33]从孝武帝到后废帝朝纷纭十余年的铸钱新政从此结束。明帝政权为筹措内战军费采用了一切手段，泰始三年（467年），为了给出征淮北军队发饷，甚至将宫女的衣物和首饰都运到了前线。[34]当时另一个财政手段是用名义上的官职换取民间钱谷：

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钱五万，杂谷五百斛，同赐荒县除……上米七百斛，钱二十万，杂谷二千斛，同赐荒郡除；若欲署诸王国三令在家，亦听。[35]

经过孝建钱、二铢钱的剧烈贬值，450年北伐时向富民举借国债的偿还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沈庆之等建议允许民间私铸，也可能有制造货币贬值从而化解掉450年国债的意图，但因史料过少难以详论了。

第二节 南齐的财政与战争

谨慎的铸币政策

自465年宋明帝即位，到479年萧道成建（南）齐代宋，刘宋政权再没有铸造过铜钱。萧道成在建齐即位时，开始筹备铸钱事务，但他吸取了宋孝武帝和前废帝的教训，不再把官铸钱看作借通货膨胀敛财的手段，而是准备铸造足值的钱币。易代之际事务纷纭，加之北魏乘机发起战争，萧道成的铸钱想法未能付诸实践。

到萧道成统治的最后一年（建元四年，482年），朝臣孔觊曾上《铸钱均货议》，他认为当前米价低廉，是因为铜钱少、钱价提高之故，所以应重开官铸钱。他总结了刘宋铸钱的教训，是统治者“惜铜爱工”铸造不足值铜钱，引发民间盗铸和币制紊乱，所以他认为新铸铜钱应当“钱重五铢，一依汉法”，以保障币制稳定。此事交由朝臣讨论，大臣们也普遍认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民奸”。萧道成遂命令州郡大规模收购原料铜，为官铸钱做准备。但萧道成不久病逝，南齐境内的铜也颇为紧张，难以收购到足够的原料，所以铸钱之事又搁置起来。但通过此事可见南齐君臣都吸取了刘宋的教训，不再把铸钱看做偷工减料获取利润的手段。到齐武帝萧赜在位的永明八年（490年），长期在益州任职的刘悛向朝廷奏报当地发现铜矿。萧赜遂命官员赴益州督导铸钱事务，曾铸出铜钱“千余万”，但采铜开支过大，不能赢利，此事遂作罢。这也说明所铸铜钱成色、重量比较充足。此后南齐政府再未有官铸铜钱。[36]

绢布和力役折钱

西晋、东晋以来，政府向民户征收的赋税主要是粮食（租）和绢布（调）两项。从刘宋开始，绢布的一半应折算为铜钱缴纳，[37]但自宋初以来铜钱（当然是完整的）价值上升，绢布的价格一直在下降，政府依据的绢布价格往往滞后于市场价，所以折算收钱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在宋初的永初（420—422年）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在千钱左右，百姓纳钱代布时按照每匹九百钱折算，有一定优惠；到元嘉年间布价降低到了每匹六百钱，纳钱代布则以每匹五百折算。到南齐初布价降到了每匹三百钱左右，而纳钱代布仍按五百钱旧价，使民户损失颇大。[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