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6/16页）

王濬虽然从273年就开始造船，但这只是他和羊祜两人的默契，尚未得到朝廷及晋武帝的首肯，所以其规模不会太大。而他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舰的时间，在《华阳国志》中有明确记载，是在咸宁三年（277年）三月：

三月，（王濬）被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船，为伐吴调。别驾何攀以为佃兵但五六百人，无所办，宜召诸休兵，借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岁终可成。濬从之。攀又建议：裁船入山，动数百里，艰难。蜀民冢墓多种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42]

另据《三国志》，晋武帝为了不泄露伐吴计划，是秘密命令王濬造船，且只让其用现有的屯田兵造船，而没有发诏书动员其他兵力。但王濬为了尽快造船，还是接受何攀的意见，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动员。因为没有正式诏命支持，遭到了其下属的广汉郡太守张斅抵制：

（张斅）晋武帝世为广汉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讨吴，无虎符，斅收濬从事列上，由此召斅还。帝责斅：“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斅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43]

《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泰始八年（272年），而据《华阳国志》，当是277年之事。这里提到武帝给王濬的命令是“中制”，即寄自朝廷的密信而非明抄诏令，也使得王濬征兵无虎符可用。张斅以郡太守公然抗命，几乎泄露造船之谋，却得到司马炎赞许，则是因为触动了其最敏感的神经—防范边帅叛乱。当然，王濬真正开始造船之后，零碎木屑蔽江而下，直入东吴境内，几乎已经无密可保，只因吴后主的昏庸怠政，才未能进一步加强江防。

据《华阳国志》，这年十月，王濬派何攀到洛阳上表，进陈伐吴策略，并命他在回程时途经襄阳，以便“与征南将军羊祜、荆州刺史宗廷论进取计”。可见王濬仍非常重视与昔日府主羊祜的协同。据《华阳国志》，咸宁四年（278年）：“刺史濬当迁大司农，至汉寿，重遣参军李毅诣洛，与何攀并表求伐吴。”[44]此时王濬在益州已整整六年，晋武帝防范疆臣坐大，调换他也很正常。且大司农属九卿，对于王濬来说也属于升职。更重要的是，伐吴战争即将开始，晋武帝显然是想改派更为得力的，甚至是有亲属关系的人刺益州，以便其立功受奖。

但羊祜立即向晋武帝进言，保举王濬继续担任益州刺史，获得批准，方使其继续进行造船工作。此事《晋书》的王濬和羊祜本传都有记载，但都不系年月，且与其他史事前后混杂；《资治通鉴》将其系于泰始八年（272年），显然有误。现对照咸宁四年（278年）后半年的诸事，可以证明《华阳国志》记载无误，且可以发掘出当时的更多历史细节。先看羊祜本传：

祜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宫车在殡，哀恸至笃……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时年五十八……[45]

据《武帝纪》，羊祜卒于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这说明他临死前数月已经返回洛阳。能够旁证其返回时间的，是“景献宫车在殡”（即羊祜姐姐、司马师之夫人刚刚去世），据《武帝纪》，景献皇后卒于此年六月，羊祜于咸宁四年下半年因病回洛阳，恰逢其姐姐的丧事。而王濬被征调为大司农，《华阳国志》载于咸宁四年末条，应为下半年之事。显然，晋武帝也担心羊祜离任或去世后，王濬可能难于驾驭。

据《华阳国志》，王濬接到调令后离开成都，但至汉寿便不肯前行，派僚属到洛阳请求伐吴，也是担心在益州已经进行的造舰事业功亏一篑。据王濬本传：“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此条羊祜的军号有误，因为羊祜此时已升为征南大将军。但可见他在洛阳向晋武帝做了不少工作，使得晋武帝增加了对王濬的信任，使其重任益州刺史。而且，此时王濬的职责还有增加，首先是军号升为龙骧将军，据说是羊祜引用当时东吴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故以龙为王濬军号（王濬小字阿童）；[46]不过据《华阳国志》，正式加这个军号是咸宁五年（279年）初之事，而羊祜已卒于去年十一月。[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