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是桩“大买卖”（第2/3页）

不消说，“贸易”二字在整个朝贡活动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我们能从上述朝贡活动中捋出三条贸易途径来。首先，中国一直对朝贡采取“薄来厚往”的原则，以示恩惠怀远。对方进贡后，中国一般按照贡品市场价格的八倍到十倍给予赏赐，等于是花八倍到十倍的钱来“购买”贡品。而贡品为该国土产，本低于中国市价，之间获利极丰。因此，琉球等国“朝贡”的热情很高，常常不按定例以各种名义来贡。如琉球国官生在国子监学习肄业归国后，琉球国要附进谢恩贡；皇帝恩赐匾额（甚至“福”字），琉球也进谢恩贡。清朝则希望“照章办事”，雍正年间规定谢恩不遣专使。但是，琉球使团仍会额外到来，清朝便将物品抵作下届正贡。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贡使携物至，清朝令延为下一次正贡；但两年后（乾隆二十三年），贡使又捧着贡物来了，清朝只好再次把它顺延为两年后的贡物。

除了吃贡品和赏赐的差价外，在朝贡幌子下有两条免税的正规贸易渠道。一条是琉球使团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参与朝贡，而是留在福建贸易。他们销售贡船携带的货物，并收购中国特产回国。苏门答腊胡椒在产地每斤十文，在中国市价为每斤三贯；而琉球船队所运之胡椒在中国售价每斤三十贯，利润高达三千倍。暹罗盛产苏木，琉球中转苏木的市价是暹罗商人贩运苏木的两倍。琉球使团有时携银不下十万两，利润可想而知。使团携带归国的货物规模也相当惊人。以乾隆三十二年（1767）为例，计有：中绸两千二百七十匹，土丝七百二十斤，斜纹布五百零一匹，粗冬布一千六百零二匹，粗夏布一千八百三十七匹，粗药材三万零四百二十斤，冰糖五千五百斤，胡椒四千八百五十斤，毛边纸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张，连史纸七千七百二十张，色纸三千六百张，寿山石九百斤，油伞两千二百五十二把，茶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四斤，细瓷器两千八百三十七斤，粗扇三万三千二百五十把，白纸扇九百五十把，簸箕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个，牛经线两千七百五十五条，线香一万一千二百斤，粗瓷碗一千九百二十五斤，砂仁一万一千一百斤，水银三千一百斤，此外还有胭脂、雄黄、蜂蜜、皮鼓、漆器、沉香、玳瑁、布衣、蛇皮等。如此之多的商品的频繁进口，就是满足全体琉球国民的购买需求也绰绰有余。有人推测琉球从事中国商品的转口贸易也是在情理之中。明清两代，中国官府多数时候都实行严格的海禁，不准中国人出海贸易。这就给琉球的中转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海外国家需要的中国商品多数是依靠琉球转贩，琉球商船转贩达十余国，赢利极丰。

第二条免税的贸易渠道是朝贡使团在北京展开的商贸活动。琉球使团在福建购买北方稀缺物品，再购买北方特产回南方贩卖。这一来一往，沿途由中国政府护送，货物无忧，不用担心物流成本。利润少则数十倍，高过百倍者也不稀奇。外国使团馆驿开放之日，“胡人持各色物货日来馆中，纷沓如市。该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夹故也。”常年以往，京城朝鲜使馆周围，有专门以朝鲜人为贸易对象的商家，称为“东商”。琉球使团下榻的会同馆附近也有专门的贸易场地。琉球使团就曾因为中国商人拖欠货款，通过外交渠道要求中国官府出面“追债”。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琉之间特殊的“难民贸易”。中琉隔海相望。喜怒无常的大洋对两国航运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双方常有遇难船只和百姓漂至对方，逐渐形成了中琉间的“遭风难民”处理方法。乾隆二年（1737）六月规定：“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遂成定例。琉球难民的待遇称得上优厚：每人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回国时再给一个月粮食，并赏给肉食、酒食、布匹、日用杂物等。琉球也积极救护中方的难民和难船，经常派遣专船护送中国难民回国。清政府对之倍加嘉奖。琉球对遭难的清朝册封船队更加重视。安置馆舍，供给衣食，修理船只，护送回国，甚至供养中方人员成年累月。中国船只也会遭遇海难或者遭风漂流至琉球，但数量上总体不及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