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字最难懂（第3/4页）

唐朝确立了三省制，中书省有决策权、门下省有审核权，二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在政事堂商议决定朝政大政方针，然后交给尚书省执行。中书令和门下侍中的权力大于尚书令，被视为丞相。于是，尚书省的领导：尚书令、尚书仆射们就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参知机务”，也就是能够参加政事堂的决策会议。如果他们带有这样的头衔，也能跻身丞相行列。发展到后来，“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成了丞相的正式称号。

明朝时，皇帝厌恶了三省六部制，觉得尚书们也不能满足专制需要，于是在身边建立内阁，让一批读书人担任大学士，出谋划策、经手政务。于是，朝堂上的尚书、侍郎们争抢着兼任内阁大学士——尽管一直到明朝灭亡，内阁大学士都只是五品小官。清朝虽然继承了内阁，可觉得跪听圣旨的军机大臣们更听话、更好用，又将实权转移到军机处。于是乎，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们又争着要挤入军机处，谋得一份兼职。在明清地方上，总督、巡抚们都有兼职，不是兼任都察院的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兵部侍郎），就是兼管了盐务、提督、操江等事务。不然，孤孤单单的一个总督或者巡抚，也是“单车总督”、“白纸巡抚”。

在差遣和兼职之外，还有代理官职现象，在唐朝称为“检校”，在清朝称为“署理”、“护理”，表示虽然没有正式担任某项官职，但行使该职位的权力。如唐朝魏徵曾担任“检校侍中”一段时间后才去掉“检校”二字，正式就任“侍中”。这是因为魏徵资历不够。大诗人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因为他担任过工部员外郎。其实，杜甫这个官职也是“检校”的，他本人只是在成都给朋友严武当幕僚（剑南节度府参谋）。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势力壮大，连幕僚都代理起了中央官职，杜甫就属于这种情况。清朝的“署理”之风盛行，有的县衙里从知县到典史都是代理的，代理一两年就换人。其中的目的就是多腾出位置来安排冗员。

以上介绍的就是在正常官职之外，差使、兼职和代理横行的情况。看一个官员的身份，重要的不是他的本官，而是其他内容。为什么古代官场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呢？

第一，原来的制度设计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二，设置临时官职，处理突发事件，比如战乱、饥荒和重大工程等。为了应付这些客观需要，官场上进行灵活处理，或者增加临时机构和人员，或者在现有官员身上加上兼职，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晚清的时候，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别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就属于第一种客观需要；黄河发大水、地方爆发饥荒，朝廷就会派钦差大臣去治河、赈灾，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了。

第三，官场是一个淘汰率极低的职场，上去容易下来难。为了排除那些老迈中庸、尸位素餐的官员的干扰，干一些实事，当权者往往提拔官阶较低却有才能的人通过差使、兼职、代理等形式，掌握实权去干事。当权者也借此掌握人事权，提高政府效能。魏徵代理侍中，当属于这种情况。

第四，统治者集权和专制的需要。统治者出于自卑心理，或者不自信，老觉得有人威胁自己的统治，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人为制造官制的复杂性，羁绊、监视、防范官员们。这是历朝历代不断向地方派出监察官、巡视官外加钦差大臣的原因，也是皇帝们老是信任身边的人、用身边的人取代正常的政府机构的原因——比如先用尚书取代外朝，再用内阁取代尚书，又用军机处取代内阁。皇帝们喜欢的是随叫随到、只听话不问话，最好是跪着记录圣旨，然后一溜烟儿跑出去执行的奴才。最终，清朝皇帝找到了这样的机构，那就是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