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第3/5页）

话虽说得刺耳，但也确实引发人们的一个感慨：都已经进入20世纪30年代了，我们的子弟兵竟然还挥舞着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去和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肉搏，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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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说，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

宋哲元。“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是第一批通电要求全国抗战的将领

于是，就要说到第三个问题，关于人的问题。

这个人，就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如果你只凭历史教科书关于宋哲元这个人寥寥几笔的叙述，是很难理解这个人的转变轨迹的——从1933年全国皆知的抗战英雄，慢慢蜕变成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的官僚，到最后差点与日媾和，做了汉奸（有史料表明他后来已派人和土肥原贤二接触）。

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了1933年“长城抗战”后华北一带的变化，你就不难理解了。

1933年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的部队撤离了长城一带，华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宋哲元成了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这样的机遇下，宋哲元大力扩充部队，二十九军从原来的区区2万多人，扩充到了10万人，武器装备也上了一个档次（全军配备的轻机枪比中央军配备的还要多）。

随着势力不断扩大，宋哲元的地盘已经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座大城市，并坐拥领地内的税收。

有枪，有人，有钱，有地盘，然后会滋生什么思想？没错，就是军阀思想。

在“长城抗战”期间，宋哲元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感动无数国人

在握有华北地区统治权后，宋哲元一方面找出百般理由，严格禁止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和日本人周旋，他希望以自己的种种退让，换得日本人对他统治华北的实质认可。

宋哲元无疑是痛恨日本人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其他方面，他的思想和一个旧军阀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你理解了宋哲元身上体现的军阀思想，就不难理解抗战期间整个中国的一大难处——当时的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而是一个名义上有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因为要抵抗外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军阀共同体。

但宋哲元的算盘还是打得太理想化了——华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哪怕他想在刀尖上跳舞，也是不可能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

就在连蒋介石都已经认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开始部署全面抗战的时候，宋哲元居然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宋哲元的态度，影响了二十九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张自忠。

“卢沟桥事变”时，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的张自忠曾专门打电话，训斥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旅长何基沣，他训斥的话，可能最能代表二十九军高层当时的心态：“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1]

日军通过卢沟桥

但是，日本人对宋哲元的“抛媚眼”，只是在为自己调动部队争取时间。时机一成熟，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长官香月清司随即给宋哲元发去了最后通牒：限在7月28日中午之前，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北平。

直到那一刻，宋哲元才真正醒悟：日本人是真的要全歼二十九军，大举侵华。

7月28日，宋哲元向二十九军各部队下达了平津地区防御作战的指令，但命令刚下达，部队防线还未展开，早已等待多时的日本军队就排山倒海般地发起了全面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