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第2/5页）

到了1933年5月，中国军队防守的各路长城阵地已呈现崩盘之势，只能全部撤退。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和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这无疑是一份耻辱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不能越过警戒线。日本军队可以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侦察长城以南地区，中国方面还应该提供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

更重要的是，《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

从此以后，华北门户大开，无险可守，日军可以轻易直取北平和天津。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一行，与日本方面代表冈村宁次一行，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是中国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第一次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军队拉开架势打的一次战役，但结局，却和他们想得不太一样。

所以，当全国民众都在庆祝“喜峰口大捷”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在意宋哲元战后的一句感叹：“我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抗拒五万敌人，真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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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多，心又齐，怎么会打成个“奇耻大辱”？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二十九军的“大刀队”。

“大刀队”一战成名，二十九军人人背一口大刀，当时让国人无不啧啧称奇。但是，却很少有人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一把大刀？

原因很简单：因为二十九军穷啊！

当时二十九军的装备，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也就比川军稍微强一点：整个军（当时2万多人）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加在一起不过100挺左右，每个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全军用的步枪，1/3是自己造的土枪，子弹也严重不足。

大刀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只能下令，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西北军人人佩一把大刀。之所以是大刀而不是军刺刀，还是因为军刺刀对钢的要求高，规格也严，而大砍刀相对制作工艺要求低，中国普通的铁匠铺都能打造。

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其实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力与日本军力的一个折射。

就以钢产量为例，在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前夕，日本每年的钢产量是8.7万吨，而中国呢？是700吨。

事实上，“大刀队”奇袭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夜色掩护和出其不意。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真的换到白天的白刃战，即便西北军有习武的传统，沉重的大砍刀是否真的能砍瓜切菜一般对付当时日本步兵上了刺刀后的“三八大盖”，还真的不敢下定论（日本步兵对刺刀拼杀有极为严格的训练，抗战时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八路军都承认日本的单兵素质远胜中国）。

还有一点，当时国内媒体没提到——当然，他们也未必知道——“大刀队”夜袭后撤退时，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密集火力射击，伤亡大半。

所以，当时有个叫黄绍竑的桂系将领，在参与“长城抗战”后，对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大刀队”的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天津的《益世报》，报道称：

我们喜峰口的英雄是光着脚、露着头，使着中古时代的大刀，……抢回了山，夺回了岭，收回了喜峰口，俘虏了几千个日本人，收到了几千枝日本枪，捉住了许多辆日本坦克，抬回来许多架日本开山炮。这个故事，岂不比（法军守卫）凡尔登的故事还威武！还壮烈！还光荣！还灿烂！

黄绍竑在“长城抗战”停战后，在上海对《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