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第3/5页）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国人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下，胡适这种平和、沉稳、理性的言论风格，远没有鲁迅式的峻峭、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来，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胡适的思路后来被排斥于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梁启超鲁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思路，到了新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批判中国国民性最尖锐、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他的朋友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奴隶性。“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青年毛泽东也曾激烈批判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呢？”青年毛泽东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国人崇尚“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而羞于运动。“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变其好恶之心。”从国民性角度看，毛泽东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改造成为新人。

至于改造国民性的方法，毛泽东的思路发生过和鲁迅相类似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一度认为，只有“大气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终极真理的“大哲学革命家”来“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使国人“开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国民性，并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而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路自然就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相信，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人就可以在全国推广普及马列主义真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将占领无产阶级大众的头脑，旧思想、旧习惯将随革命的洗礼而烟消云散，人们获得彻底解放，国民性问题也随之而解决。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这样热烈地憧憬中国的美好未来：“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会的前提。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人们心中。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决定大部分中国人的本性还是自私自利的。虽然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旧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本能地去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导致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只有改造了观念，去掉了私心，人们才能一心为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