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第4/5页）

因此，在生产关系公有化之后，毛泽东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上。这种新人，从基本要求说，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高的层次说，则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毛泽东没有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题过词，没有给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正好符合他心目所希望创造的新人的标准：平凡岗位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建国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68次。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几乎构成了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全部内容。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比如“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说：“‘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中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除了“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以整体方式解决困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时，毛泽东曾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正如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一样，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鲁迅主张“《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据张昆弟日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号召将唐宋以后的文章全部焚毁：“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诗文集，焚诸一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消除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毛泽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上。和梁启超、鲁迅一样，毛泽东非常看重文艺宣传对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革命中，他烧掉了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