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第2/5页）

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打消中国人的“速成论”。1906年9月16日，清朝宣布立宪，期盼立宪多年的中国人以为，这一下所有问题都可以彻底解决了。宣布立宪的上谕公布之后，当日的《申报》这样记述了中国的喜悦：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

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召开各式庆祝会。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

在建立中华民国后，孙中山也一度以为，有了这个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再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易如反掌：“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则一直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为西方侵略和异族统治，认为只要终结这两种原因，中国人恢复固有美德，则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会仍然恢复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又有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国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弹的照耀下，中国十几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五四之后，种种西方思潮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鲁迅告别了“国民性决定论”，但并没有改变“一元化”“彻底解决”的思想倾向，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中国左倾运动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倾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国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马列主义理论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经济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自然也包括国民性问题。

然而胡适并不认同这种“根本解决”的思路。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十分罕见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倾向的人。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人类永远不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医百病，根本解决”。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它的问题是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希望引进一个什么主义，一下子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他说：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懒汉”现象，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改良社会，只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齐下，“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一步”。

胡适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