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

在五四时代短暂地并肩战斗之后，鲁迅与胡适迅速成为陌路。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鲁迅与胡适在政治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风格。

胡适总是坚持用真名，以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唯在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我们对于发表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胡适一直坚持以学理为依据，理性地谈论中国政治问题。他发表了一篇篇标准的“政论”，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提出种种建议。

鲁迅则向来反对“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他不断地变换笔名，从反面出击，抨击国民党统治。他的批评总是以嘲讽为基调，抓住要害，一针见血，但从不提出正面建议。部分原因是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修养，无法从正面发表系统的政治意见。

胡适认为改造国民性需要多管齐下，因此并不反对鲁迅的思想启蒙。因此，胡适高度评价鲁迅的文艺启蒙工作。但鲁迅却认为，胡适的思路是“治标不治本”，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因此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活动开始是嗤之以鼻，接着进行冷嘲，后来则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适点名批评了蒋介石时，提到安徽大学校长，这个校长，就是著名的刘文典。所谓语言上的顶撞，是刘文典在会议上不称蒋介石为主席，并当面指着蒋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

胡适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说话，今天看来，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而鲁迅却抓住胡文中“顶撞了蒋主席”一句，在《二心集》中轻巧而犀利地刺了胡适一句：“刘文典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显然是指胡适曾称溥仪为皇上，暗示胡适骨头软。

胡适一生致力于制度改良，要从内部推动，逐步落实宪法。最悲观时，他借鹦鹉救火的故事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不忍袖手，明知小小翅膀上的水滴未必能救火，不过尽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一点良心上的谴责而已。”对胡适的这番话，鲁迅的反应是写了两句旧诗：“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胡适数十年思路明确，持之以恒，渐进努力。而鲁迅的思路却经历了巨大变化。鲁迅在以笔为刀批判国民性二十年后，突然改弦易辙，迅速左转，毅然投向了苏式革命，希望按苏俄模式，用“火与剑”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火与剑的改革最快”。他说：“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的变化看起来突然，其实内在的理路一贯，那就是“彻底解决”的思维倾向。

在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心态是“急切”。鸦片战争中，中国这个人类世界中最高傲的民族，被以如此难堪的方式打翻在地，每一个中国精英都不服气。他们寻找着种种“速成”的复兴方法，他们相信这个伟大的民族一定能以鲤鱼打挺的方式，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仍然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人类历史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雪耻。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最能打动光绪的一句话是，只需要三年，他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这样一个乐观的构想，是何等地满足了光绪皇帝建功立业的雄心，光绪欣然听从，与康有为共同开始了一场鲁莽灭裂的激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