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找到就归谁

网，可以下两种定义。根据不同的视角，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通常情况下，你会说，它是一种有网眼的器具，用于捕鱼。但是你可以在不破坏逻辑的情况下，反过来下定义，像一位诙谐的词典编纂者曾经做过的那样。他称网是一种用绳子编织起来的有很多洞眼的东西。

对于一部传记，你也同样可以这么做。当拖网装满的时候，传记作家就把它拉上来，进行分类，该扔回大海的就扔回大海，该储存的就储存，把鱼切成块进行出售。但是想想那些他没有捕获上来的东西：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一本传记，站立在书架上，胖乎乎的，十分小资的样子，自负，端庄：一先令的传记故事将给你所有的事实，十英镑的传记故事还将给你提供所有的假设。但是请想一下，那些没有被捕获的一切，那些随着传记主人公在临终时呼吸了人生最后一口气后而消逝的一切。传记主人看到传记作者的到来决定自娱自乐一番时，技艺再高明的传记作者又会有多大的希望呢？

我是在欧罗巴宾馆初次遇到埃德·温特顿的，当时他伸出手放在了我的手上。这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尽管这是真事。那是在一个外省的书商交易会上，我伸出手去拿屠格涅夫的《文学回忆录》，我的手比他的手略快了一点，两只手便捏在了一块。两人马上道歉，他十分尴尬，我也同样非常尴尬。当我们各自意识到，是因为同样的爱书欲使得两只手叠到了一起去的时候，埃德轻声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好商量一下。”

我们喝着一壶普通的茶，谈论了各自理解这本书的途径。我解释了自己对福楼拜的兴趣；他告诉我，他对戈斯以及上世纪末以前的英国文学圈子兴趣浓厚。我遇见的美国研究者很少，因此发现这一位不仅厌倦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而且乐于把现代主义运动留给他更有雄心、更年轻的同行时，既高兴又吃惊。当时，埃德·温特顿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介绍了自己。他四十一二岁，已呈现秃顶的趋势，皮肤光滑无毛，肤色红润，戴着一副方形的无边眼镜：大学老师中带有银行家风度的那种类型，谨慎，有品位。他买了英国服装，但看上去全然没有英国人气质。他保持了一种美国人的习惯，在伦敦时整天穿着防雨衣，因为他知道在这座城市里即使在晴空万里时也会突然下雨。即使坐在欧罗巴宾馆休息室里，他也还穿着他的防雨衣。

在他失败的神态里没有一点儿绝望；这种神态似乎源自他一种并无怨言的认识——他不是成功的料，因而他的职责只是保证他的失败是恰当的、可接受的。当说到他不可能完成他的戈斯传记而且更别说出版的时候，他停了停，说话声音低广下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有时心中在想，戈斯先生是否会赞成我现在做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我对戈斯知之甚少，而我睁大的双眼也许太清楚不过地暗示那些一丝不挂的洗衣女工、私生混血儿以及肢解的尸体等内容。

“哦，不是，不是，不是。只是指写他的想法。他也许会觉得这有点儿……卑鄙。”

   我让他买了屠格涅夫这本书，当然啦，只要可以避免一场谁拥有这本书的道德讨论怎么都行。我并没有觉得拥有一本旧书与道德有什么关系；但是埃德却觉得有关系。他答应说如果他碰巧再见到同样的书，会联系我。接着，我们又对我付他的茶水钱的错与对稍稍进行了一番理论。

我并没有期盼再收到他的来信，更没有想到大约一年后他给我来信的内容。“你对朱丽叶·赫伯特有兴趣吗？从资料看，这似乎是一段诱人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我八月到伦敦。你永远的朋友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