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巴格里茨基（第2/5页）

所有的人都掏钱给这个乞丐。谁都吃不消他的谩骂。据说，老头儿把讨得的钱用来做盐的投机买卖，还做得挺大哩。

来到茶馆后，我们买了茶和不可思议的辣乎乎的绵羊奶干酪。干酪包在一块湿麻布里。吃了这种干酪，牙床都要发疼。

就在这时，那个老乞丐来了，人还没跨进门槛，就大声咒骂起来。

“好呀！”巴格里茨基恶狠狠地说，“这下他自投罗网了。只要他敢到我们跟前来。只要他敢过来试试！只要他有胆量过来！”

“过来了又怎么样？”我问。

“过来了就叫他倒霉，”巴格里茨基回答说，“哼，叫他倒大霉！只要他敢到我们桌子跟前来。”

老乞丐盛气凌人地走了过来。临了，他在我们身旁站停下来，有好几秒钟用狂怒的眼睛盯着那块干酪，喉咙里一个劲地发出咯咯的声音。老头儿大概由于气愤到了极点，连气都喘不上来，也就无法把怒火发泄出来了。可隔了一会儿，他终于清了清喉咙，厉声喝道：

“这两个后生小子什么时候才能天良发现！瞧他们把干酪急忙往嘴里塞的那副熊样，旁边的人都看得出，他们生怕分四分之一的干酪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我就不说二分之一了。”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把一只手按在心口上，目不转睛地逼视着血管硬化了的老头儿，开始轻声地、热情地、声音打着战、眼里噙着泪花，用一种悲剧式的紧张口吻念起诗来：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疲惫的、受苦受难的兄弟，不管你落到什么样的境地，也不要灰心丧气……

老乞丐突然住口了，死死地盯着巴格里茨基看。他的红彤彤的眼睛发白了。后来，他一步步地朝后退去，等巴格里茨基念到“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连巴尔[96]也会死去”的时候，他掉过身子，碰翻了一把椅子，撒开两条瘸腿，逃出了茶馆。

“瞧见没有，”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叫花子也怕纳德松[97]！”

茶馆里哄堂大笑。

常常一连好几天，巴格里茨基连影子都不见。他跑到干咸湖那边的草原上，用套索捕鸟去了。

巴格里茨基在莫尔达万卡街的那间用石灰浆刷白的房间里，挂着好几十只鸟笼，里边养的尽是褪毛的小鸟。他见人就夸这些鸟，特别是夸那几只叫什么朱尔巴伊的鸟，据他说还是珍禽。这是一种长相难看的草原云雀，而且跟其他的鸟一样，羽毛也褪得不像样了。

从鸟笼里不断有啄碎了的谷粒窸窸窣窣地掉下来，落到客人们和主人的头上。

为了购买这些鸟的饲料，巴格里茨基花光了他仅有的一点儿钱。

敖德萨各家报馆付给他的稿酬低得可怜，那么精彩的诗，每首只给五至十个卢布。而这些诗，没过几年，就在全国青年当中广为传诵了。

巴格里茨基显然认为付给他这么低的稿酬是公平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再说，他也怕银钱交往这类事，在这方面，他的胆子是很小的。他头一次到莫斯科来时，从来不敢一个人上出版社和编辑部去，总要拖个朋友去给他“壮壮胆”。跟出版社交涉时主要由朋友开口，他自己一声不响，只在一旁微笑。

那次他来莫斯科，就住在奥贝丁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整整一个月，他只上街去了两次，其余的时间，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喘气，他患有哮喘病，老是咳嗽。

他四周摆满了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烟盒。他的诗就是写在这些烟盒上的。有时他把烟盒丢了，只难过一会儿就丢置脑后了。

没隔多久，他就正式迁居到莫斯科来了。这回他不再养鸟，而养了几大玻璃缸的鱼。他的房间简直成了水底世界。他常常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沙发上，出神地望着这些五颜六色的鱼沉思。

他从敖德萨防波堤上望见的那个神秘的水底世界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像珊瑚那样的水草的茎也是这样晃动，而蓝色的水母则张缩着身子，排开海水，慢慢地游着。

巴格里茨基还没有来得及静下心来，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以便如他所说的再去攻下几座诗歌的险峰，就过早地死了。

他出殡时，在他灵柩后边，有一连骑兵护送，马蹄铁敲着花岗石的马路，发出响亮的嘚嘚声，使人不禁联想起《奥帕纳斯之歌》[98]，联想起他笔下柯托夫斯基那匹“闪耀着像精制块糖一样的亮光”的坐骑，联想起瑰玮的草原之诗。这诗和巴格里茨基手携手地一同走在尘土飞扬的灼热的大道上，这诗是《伊戈尔远征记》[99]和塔拉斯·谢甫琴科的继承者，像薄荷的香味一样浓烈，像沿海的姑娘一样黝黑，像飘拂在故乡黑海上空的清风一样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