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事先警告为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必定会大伤脑筋，或者如俗话说的，“吃足苦头”，因为巴格里茨基的生平是难以查证的。

巴格里茨基生前曾就自己的经历讲过许多子虚乌有的事情，讲得神乎其神，以致同他真实的生活紧密地混杂在一起，使人有时无从分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因此要再现真实，“仅仅是真实，除真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不可能的。

再说，我也拿不准是否有必要花那么多力气去做分辨真伪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所杜撰的那一切，已成为他身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打心里相信这都是确有其事的。

没有这部分杜撰的经历，就无从想象这位长有一对笑盈盈的灰眼睛，说起话来气喘吁吁然而声音却很悦耳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有一个叫作“黎凡特人”[94]的美丽种族，人人生性快活、精力充沛。这个种族是各个民族的人——希腊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融合。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黎凡特人”，那就是“黑海人”。他们也是由许多不同民族的人融合而成的，全都乐天活泼，喜好说笑，勇敢无畏，全都神魂颠倒地热爱他们的黑海、灿烂的阳光、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西瓜以及五光十色的沸腾的海滨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就是属于这个种族的。

他有时像赫尔松橡木大船上懒洋洋的水手，有时像敖德萨捕鸟的“顽童”，有时像柯托夫斯基部队里那名放荡不羁的士兵，有时像梯尔·欧伦施皮格尔。

这些乍一看来似乎互不相容的气质，再加上对诗歌的忘我的爱和渊博的诗学知识，构成了这个人纯净的、富有魅力的性格。

我第一次见到巴格里茨基，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一系列关于西瓜的诗歌——这不啻一首真正的史诗，诗中感觉与语言之丰富强烈，仿佛黑海在风暴大作时把汹涌的波涛溅入了他的诗中。

我们两人用那种有长长的牵绳的排钩在海里捕捉杜父鱼和鲱鱼。一艘艘由奥恰科夫驶来的黑色的橡木大船，张着缀满补丁的风帆，载着堆得像小山那么高的条纹西瓜，打我们旁边经过。刮起了大风，橡木大船颠来晃去，船舷不时没人海水中，在船的四周激起了水花。

巴格里茨基舔了舔咸滋滋的嘴唇，气喘吁吁地开始曼声吟咏起《西瓜》来。

诗中讲，有个姑娘在海边拾到了一只被海浪冲到岸上的西瓜，瓜上刻着一颗心，显然，这只西瓜是由翻掉了的小驳船上漂来的。

但是这里没有人能够告诉姑娘，

她手中捧着的是我的心灵！……

他喜欢背诵任何一位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罕见的。他背诵诗时，即使背的是人人都能倒背如流的诗，也能出人意料地使其出现崭新的铿锵的音律。无论在巴格里茨基之前还是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有人能把诗吟咏得这么好。

他把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诗的所有音素都以完美的、回肠荡气的、催人落泪的声调吟咏出来。无论是彭斯的《姜大麦之歌》、勃洛克的《骑士的脚步》，还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祖国的海岸》，一经巴格里茨基吟诵，听的人都会激动得喉咙哽塞。

打一大早起，我们俩就来到了防波堤上，所以还没吃过一点东西。我们由港口直奔希腊市场。那里有一家茶馆，每客茶还附带供应一份糖精、一小片黑面包和一块绵羊奶干酪。

当时敖德萨有一个乞丐老头儿，全城的人见了他都怕，因为他乞讨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从不低三下四，从不伸出瑟瑟发抖的手，用难听的鼻音央求说：“老爷们，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吧！”

不，他才不这样呢！他高高的个儿，满脸斑白的胡子，一双血管硬化了的眼睛终日红彤彤的。他哪儿都不去，只去茶馆行乞，人还没进门，就用嘶哑的、打雷一般的嗓音咒骂起茶客来。

《圣经》中最厉害的先知耶利米[95]，历来被认为是无出其右的咒骂大师，但是如果他碰见这个叫花子，用敖德萨人的话讲，怕也要“甘拜下风”的。

“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你们还是不是人？！”老头儿厉声喝问，随即自己回答了这个取之于演说术的问题，“你们这帮家伙算什么东西，自个儿坐在这儿又是吃面包，又是吃油汪汪的羊奶酪，却不顾别人的死活，我老汉打一大早起还没吃过一点东西，肚子空得像只桶！要是你们的娘老子知道你们变得这样没有心肝，准会高兴自己死得早，总算没见到你们丢人现眼。喂，同志，您干吗见到我就扭开头去？您耳朵聋了吗？我看您还是帮帮我这个饿肚子的老汉吧？好让您的黑心黑肺好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