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餐厅里的老人（第2/3页）

而如果再把其他细节——老人身上那件证明他是鳏夫或者孤老头子的叠满补丁的短大衣、从年轻人帽子上滴下来的雪水、冰凉的啤酒、沾着碎屑儿的分币，以及从海上刮来的像白茫茫的障壁一般的风雪，也统统掷掉，统统不去写，那么这篇小说就将更加枯燥，更加乏味。

近年来，我国的小说中，特别是年轻作家的作品中，细节已开始消失。

然而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生命。任何一篇短篇小说都会因此而变成如契诃夫所说的那种熏鲑鱼用的干木棒。鲑鱼拿走了，只剩下那根干木棒还竖在那儿。

细节的意义所在，普希金曾提及过，他说小事往往会被我们的眼睛忽略掉，可是却能在众人眼里闪耀出光芒[1]。

可另一方面，有些作家却深受累赘、无聊、琐碎的观察之苦。他们让一大堆细节充斥自己的著作——丝毫也不加选择，不懂得细节只有在性格化的情况下，只有在能够像一道光芒那样立时把黑暗中的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现象照亮的情况下，才有权生存，才不可或缺。

例如，要给人以一场大雨已经开始的概念，只消写雨点哔哔啪啪地打在窗下一张报纸上就足够了。

或者，要给人以婴儿死亡的可怖感觉，只消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所写的那样便足够了：

精疲力竭的达莎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她的孩子已经死去。

她把他抓过来，解开襁褓——淡黄色的、稀疏的头发笔直地竖起在孩子高高的头盖骨上。

……达莎对她丈夫说：

“我正在熟睡的时候，死神袭到他身上了……只要想一想——他头发竖得笔直……他独个儿在受苦……我倒睡熟了。”

不管丈夫怎么劝说，也没法让她赶走那小孩子跟死神单独搏斗的幻影。

这个细节（婴儿稀疏的头发竖得笔直）抵得上用许多页的篇幅对死亡所作的最精确的描写。

上文所提到的这两个细节都达到了目的。细节描写就应当这样——不但能说明整体，而且还是非写不可的。

我曾在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稿上见到这样一段对话：

“巴莎大婶，您好！”阿列克谢走进屋来，招呼道（在此之前，作者说阿列克谢用手打开巴莎大婶的房门，好像门还可以用脑袋瓜打开似的）。

“阿廖沙[2]，你好，”巴莎大婶放下针线活，望了阿列克谢一眼，亲切地回答说，“你怎么好久没来了？”

“老没有空。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会。”

“你说，开了整整一个星期？”

“可不，巴莎大婶！开了整整一个星期。沃洛季卡不在家吗？”阿列克谢扫视了一眼空落落的房间，问道。

“不在家。他上工去了。”

“那我走了。再见，巴莎大婶。祝您健康。”

“再见，阿廖沙，”巴莎大婶回答说，“也祝你健康。”

阿列克谢走到房门跟前，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巴莎大婶望着他的背影，摇着头说：

“是个麻利的小伙子。脑袋瓜灵活。”

这个片断不但写得潦草、马虎，而且尽是空话、废话（均已用异体字标出）。其中的细节都是毫无用处的，非性格化的，什么也没有说明。

在寻找和确定细节时，必须作严格的挑选、筛洗。

细节，总是同我们称之为直觉的那种认识能力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具体地说，我认为直觉是一种能够通过局部，通过细节，通过某一特性再现整体图景的认识能力。

直觉不仅帮助历史小说的作者再现过去时代真实的生活图景，而且还帮助他们再现当时人们的特有的色彩、感情和心理，这种心理同我们的心理相比，自然是有些不同的。

普希金从未去过西班牙和英国，可直觉却帮助他写出了一系列描绘西班牙的优秀诗篇，写出了《石客》，而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一剧中，他所勾勒的英国中世纪的图画是那么栩栩如生，即使由生长在这个雾国中的瓦尔特·司各特[3]或者彭斯[4]来写，也不过如此。

一个恰到好处的细节可以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物，对他的处境，对事件，最后对时代产生一种直觉的、正确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