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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里报的四门课程也不太如意。国家历史导论的课堂上有四百多名学生，我既买不起课本，也抢不到离讲台够近的座位。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小，而且他只说英语，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于是我开始逃课到处去找住的地方，在那时候，我真想回到安古达的家里。就算每天只吃一顿，每顿只吃米饭和麦饼，我的钱也支撑不了几周。即使运气够好，能找到一间可以租的屋子，那我也只会更快饿死。

“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学生论坛上一个招募室友的广告，从此以后，一切都变了。那间屋子离学校有六英里，位于一幢房子的第七层。整幢房子里住的主要是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难民。招募室友的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比我年长几岁，非常聪明。当时他的专业是药学，但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当个核物理学家。他名叫桑贾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站在房间里，周围堆满了稿纸和脏衣服，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将永远地发生改变。

“他希望租出去半个房间，每个月收两百卢比。不过他肯定看到了我一脸的沮丧。当时我一共还剩下不到一百卢比，听他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白白走了两小时的路。失望之下，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几天前警察手持拉蒂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我的脚疼得厉害。后来我发现，他们敲断了我的足弓。

“听了我的遭遇，桑贾伊充满同情。当他听到我被警察殴打，又给不起学校舍监索要的贿赂，他立即变得怒不可遏。后来我发现，桑贾伊的脾气像雨季的风暴一样狂野。前一分钟他可能像雕像一样沉稳冷静，但下一分钟也许他就会被社会的不公激怒，一拳砸向沤烂的墙板，或者猛踢蜷缩在楼梯下面的缅甸小孩。

“桑贾伊还加入了毛派学生联盟（MSC）和印度共产党（CPI）。虽然这两个派别互相蔑视，经常对骂，但他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的父母每个月都寄钱给他，但桑贾伊还是说他们是一对‘腐败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因为他们在孟买拥有一家小型制药公司。起初父母把他送到国外读书，但他固执地跑了回来，‘重新近距离接触祖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最终他忤逆父母的心愿，也不肯去孟买或德里的老牌名校，而是选择了粗俗平民化的加尔各答大学来完成学业。

“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人生故事以后，桑贾伊立即把租金要求降低到了每月五个卢比，还主动要借两个月的生活费给我。我必须承认，当时我高兴极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桑贾伊教了我不少大城市的生存技巧。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都会有贱民卡车司机开车将动物尸体运去炼油厂，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车去市中心。桑贾伊告诉我，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的界限一钱不值，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到那时候，种姓制度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根深蒂固，公车上坐在陌生人身旁的时候，或是从街头小贩手里接过炸甜面团的时候，我依然忍不住会想他属于哪个种姓。总而言之，桑贾伊教会了我怎样蹭免费的火车，去哪儿找欠我朋友人情的街边理发师刮胡子，如何趁着幕间休息的时候挤进连放三小时电影的夜场剧院。

“那段时间我逃掉了学校里所有的课，但我的分数从四个F上升到了三个B和一个A。桑贾伊也教会了我怎么从高年级学生手里买旧论文和考卷。为了买这些东西，我又被迫跟这位室友借了三百卢比，但他毫不在意。

“起初桑贾伊带我去过毛派联盟和印共的集会，但没完没了的政治演说和漫无目标的内讧让我昏昏欲睡，没过多久他就不再要求我陪他去了。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拉克希米酒店的夜店看姑娘穿着内衣跳舞，比起政治集会来，这样的活动显然更吸引我，可惜次数太少。对我这样虔诚的印度教徒来说，看艳舞简直就不可想象，但是我得承认，我确实看得非常激动。桑贾伊说这是‘布尔乔亚式的堕落’，不过他又自圆其说地解释道，见证这种病态的腐败是我们的职责，革命的目标就是扫除它们。总而言之，我们一共见证了五次腐败，每次桑贾伊都会慷慨地借我五十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