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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沃尔特·惠特曼对禅宗佛教的亏欠，结果那个蠢货教授不肯接受这篇论文，于是我愤而退学了。真是个傲慢狭隘的蠢货。”

“嗯嗯。”我回答，“我们能把车里的这些灯关掉吗？”

我们正在驶向这座城市的中心。破烂的贫民窟开始让位于更宏伟但看起来甚至更破旧的建筑。街边看不到几盏路灯。十字路口的深水坑反射着周围模糊的火光。每间黑漆漆的店面门口都有裹着破布的人影无声地躺在地上，就像一堆堆无人认领的衣服。看到我们的车，有的人会突然坐起来，目送巴士离开。车里的黄色灯光让我们看起来像是三具涂过蜡的尸体。我现在终于理解了战俘在敌人的首都游街时的感觉。

前方，一个男孩站在一片漆黑的水坑旁，抓着某只动物的尾巴甩动，我觉得那是一只死猫。巴士靠近的时候，他猛地把手里的东西扔了出来，毛茸茸的尸体还没撞上挡风玻璃我就认了出来，那是只死老鼠。司机咒骂着猛打方向盘撞向那个孩子，男孩敏捷地蹦开，棕色的腿在窗外一闪而过，他原来站立的那片水洼被巴士的右轮碾得水花四溅。

“你肯定明白，当然，因为你是一位诗人。”克里希纳咧咧嘴，露出细小尖锐的牙齿。

“灯能关掉吗？”我又问了一遍。怒火在我心中升腾，阿姆丽塔用左手碰了碰我的胳膊。

克里希纳用孟加拉语快速说了几句，司机耸耸肩，咕哝着什么。

“开关坏了。”克里希纳告诉我们。

我们拐进一片开阔的广场。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处停车场，它仿佛一条阴暗的实线，切开迷宫般破败的建筑群。广场上杂物遍地，两辆废弃的有轨电车停在中央，有十多户人家倚靠车身搭起了帆布的棚子。雨又开始下了。突如其来的大雨像从天而降的拳头般敲打着金属车身。挡风玻璃外只有司机的那一侧有雨刷，它慢吞吞地左右摆动，雨帘很快在我们与城市之间拉起一层面纱。

“我们必须谈谈M.达斯先生。”克里希纳说。

我眨眨眼。“我希望你把车灯关掉。”我缓慢而坚定地说。从机场开始，我的怒气就开始不断蒸腾。有那么一瞬间，我恨不得掐死这个自命不凡、感觉迟钝的白痴——我要紧紧扼住他的喉咙，直到他青蛙似的眼睛从愚蠢的脑袋上爆出来。怒火在我体内涌动，仿佛高度数酒精饮料带来的暖流。阿姆丽塔一定是感到了我的愤怒，她拽住我的胳膊，握得就像老虎钳一样紧。

“我得跟你谈谈M.达斯先生，这很重要。”克里希纳强调道。车里的闷热几乎达到了忍受的极限，汗珠凝固在我们的脸上，仿佛烫出来的水疱。我们的呼吸像水汽一样停留在空中，外面大雨如注，就像整个世界都已毁灭。

“我要关掉这些该死的灯。”我站了起来。要不是怀里抱着维多利亚，阿姆丽塔铁定会伸出双手抓住我。

我居高临下地俯视克里希纳，他浓密的眉毛惊讶地往上抬了抬。阿姆丽塔松开我的右臂说道：“没关系，博比。我们到了。看，酒店在那边。”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弯腰望向窗外。大雨去得和来时一样突兀，只剩下零星飘拂的雨丝。我的怒火也随着雨点敲打车顶的噼啪声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要不我们回头再谈吧，卢察克先生，”克里希纳说，“这是头等大事。要不就明天？”

“好的。”我抱起维多利亚，率先走出巴士。

欧贝罗大酒店的立面像花岗岩崖壁一样黑黢黢的，但一线灯光从两扇大门之间漏了出来。破烂的遮阳棚一直延伸到路边，大门两侧无声地站立着十多个撑伞的人影，有人还举着被雨水浸透的标语牌。我看到一块牌子上有一把锤头和一把镰刀，还有英语单词“不公平”。“是罢工的人。”克里希纳一边解释，一边朝一个身穿红背心、睡眼惺忪的搬运工打了个响指。我耸耸肩。凌晨一点半，雨季的加尔各答，一座漆黑的酒店外面有一群抗议者，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过去的半小时里，我的真实感已经悄悄溜走了。喧嚣的声音在我耳边咆哮，仿佛无数昆虫的鸣叫，不曾停歇过一秒。一定是时差的问题，我默默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