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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鬼，克里希纳！”我猛地站起身，打算直接把钱给搬运工。就在这时候，三名警察从阴影里冒了出来。他们头戴白色头盔，身穿卡其色短袖上衣，腰缠武装带。其中两名警察手持“拉蒂”——印度版的警棍，沉重的木棍长达三英尺，末端镶有金属帽。

搬运工仍在大喊大叫，但看到警察过来，他们还是让出了一条路。那张疤痕狰狞的脸从阿姆丽塔身侧的车窗外消失了。第一个警察用棍子敲敲车头，老搬运工转头跟他大声抱怨，警察举起吓人的棍子，更加响亮地吼了回去。克里希纳抓紧机会一扳把手，终于关上了车门。他快速对司机说了句什么，我们的车终于动了起来，沿着黑暗的车道开始加速。有人朝车尾扔了一块石头，发出哐当一声巨响。

然后我们离开机场，拐上了一条空荡荡的四车道马路。“VIP高速公路，”克里希纳还站在门口，“只对非常重要的人士开放。”右边一块灰扑扑的广告牌一闪而过，上面用印地语、孟加拉语和英语分别写着一条简短的标语：欢迎来到加尔各答。

我们没开车头灯，但车顶的小灯一直没关。阿姆丽塔漂亮的眼睛下面已经开始出现黑眼圈。维多利亚筋疲力尽，但是她睡也睡不着，哭也没力气，只好在妈妈怀里一阵阵咕哝。克里希纳侧身坐进我们前排的座椅，头顶的小灯和窗外间或掠过的街灯照亮了他鹰隼般锐利的鼻子侧影和愤怒的表情。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待了差不多三年。”他说。

“是吗？”我说，“真有意思。”其实我恨不得一拳把这浑球儿砸个满脸开花，瞧他惹来的好事儿。

“对对对。我跟黑人、奇卡诺人和红印第安人待在一起，这些人在你们的国家都饱受压迫。”

高速公路两侧黑漆漆的沼泽突然变成了路肩上的一座座棚屋。灯笼的火光透过粗麻袋搭成的墙壁漏了出来。远处篝火照出的瘦长剪影在黄色的火光中疯狂地跳动。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我们就已离开乡村，进入雨中的狭窄街道。蜿蜒的道路旁排布着一座座废弃的高楼，锡制屋顶的贫民窟绵延好几英里，漆黑破败的店面密密麻麻地向前延伸，完全看不到尽头。

“教我的教授都是些蠢货。保守派的蠢货。他们觉得书里那些已经死亡的词语组成的东西才叫文学。”

“嗯嗯。”我随声附和，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打算说什么。

街道已被雨水淹没，有的地方水深有两三英尺。破烂的帆布棚子下面有许多裹着袍子的身影，他们或坐或蹲，有的人已经睡着了，有的人还在盯着我们的车看，阴影中我只能看见他们反光的眼白。每条巷子里都露出敞开的屋子、毫无遮掩的庭院、照明的火光，以及交错移动的阴影。一个瘦弱的男人拉着一架沉重的板车，巴士开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不得不跳到路边。我们的车呼啸而过，扬起的水帘把男人和他的货物都浇了个透湿。他挥舞拳头，嘴里嚷嚷着我们听不见的污言秽语。

街边的建筑老得看不出年代，仿佛是某个被遗忘的史前文明残留下来的废墟，那些阴影、角度、孔洞、空隙，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人类的建筑。不过，我们总能在这些摇摇欲坠的德鲁伊建筑的二楼或三楼发现人类栖息的迹象：光秃秃的灯泡在天花板上摇晃；窗户里不时冒出来一两个脑袋；斑驳的墙壁灰泥剥落，露出白色的建筑骨架；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多手俗丽神像歪歪扭扭地贴在墙上或者窗玻璃上；孩子们吵吵嚷嚷地玩耍、奔跑、穿过狭窄阴暗的巷道；婴儿的哭声若隐若现；角落里时常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巴士轮胎碾过湿土和柏油路面，发出细碎的声响；裹着布片的人影像尸体一样躺在人行道的阴影之中。一种恐怖的似曾相识感笼罩了我。